【海外版国庆特刊·文化篇】薪火相传七十载 星光璀璨耀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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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怡

电影见证光辉历史

█ 秦  怡

作为一名电影演员,回首光影70年,我看到了新中国电影从最初的起步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深切感受到新中国电影人奋发图强的铿锵步伐。

我们这一代生在旧中国,长在新中国,都有一个感情基础,那就是对中国近代史有切身对比体验。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国人,谁能不珍惜新中国?谁能不热爱祖国、不热爱人民?这是我一切创作表演的基础。

我从小就热爱表演,新中国成立后,我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上影厂与新中国同龄,也是1949年成立的。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天进上影厂的情景。那时候正好碰上过年,大家在开庆祝会。上影厂在当时的金司徒庙路,就是现在的万航渡路上。大家都兴奋地睡不着,一起等着零点敲钟,还打腰鼓表演。到上影厂工作后,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由陈鲤庭导演的《遥远的爱》。时间一晃而过,在上影厂的70年,我感觉本身就像是一部电影,记录了美好时光,见证了光辉历史,也成为我心中永远的记忆。

从艺以来,我参演过很多故事片,其中不少戏演的是配角,即便如此,我也心甘情愿,只要这个人物适合演。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每出戏的群众演员都很认真地把自己视为“重要的一部分”,这出戏的整体质量肯定能提高。所以,我愿意为了整体的成功而“跑龙套”。我相信,最小的角色也能发出它特有的光芒。

电影是我一生的追求,活得越老,追求越多。身为一名演员,我一直想为中国电影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我始终觉得,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我们总要以满腔激情去拥抱事业。表演就是我的事业,就像是我的一支永远唱不尽的歌。

回首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目睹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获得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中国电影正在实现走向世界的梦想。但无论中国电影走多远,忧时代所忧,爱人民所爱,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们所有电影人永恒的诺言。

尽管现在我年龄大了,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少了,可我想演的角色却越来越多。既然做了电影人,就永远不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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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远

画出当代国人风采

█ 冯  远

新中国的成立,激发了人民高度的政治热情,也鼓舞艺术家奋力创造优秀作品。由于新社会的广泛需求,美术事业受到重视而获得发展新机。许多名家受到浓郁的传统文化滋养,转益多师而博采众长。他们虽然成长于充满忧患和乱世纷争的年代,却有着高尚的人生目标和艺术理想,展现出激越的艺术热情和创新的艺术才华。画家们秉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张,吸收和改造西画造型,使之与传统笔墨有机融合,塑造了一大批参与社会变革的人物形象,开辟了中国用笔墨语言创造人物画的新篇章,而且充满崭新的民族美学意蕴和蓬勃生命力,用视觉的形式塑造了时代精神和大国气象,赢得广大群众的热烈反响。

艺术研究史表明,一切造型艺术,唯有表现人的历史、关乎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才能折射一个时代。以人物为主题的绘画是最直接,最有责任体现艺术家与人、与时代关系的艺术形式。回溯过往,在我生活和创作经历的每个时段,观察到的普通国人的生活情感、精神面貌,都是通过那一张张汗水横流的脸庞、眼神和形象表情所获得的,无分男女童叟城乡贫富。我从那无数个曾经窘迫、麻木、忧虑、愁闷、企盼到释然舒心、快意愉悦、自豪满足的目光中,读出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变化刻度,读出了这一张张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脸部表情连缀起的新中国70年来国人形象和他们脸上洋溢着的满满自信。是他们,无数次深深打动了我,驱策着我,去图写《英雄交响曲》《保卫黄河》《苍生系列》等作品。

躬逢盛世,能够通过我的画笔,将蕴含在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身上的故事与精神传达出来,塑造当代国人的形象并获得认可,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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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霁翔

文物保护彰显文明

█ 单霁翔

伴随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也正在由文物大国向文物保护强国迈进。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初心。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文物古迹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破坏,“或劫、或掠,且骗、且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破坏掠夺中国文物的局面。“两重两利”文物方针确定、《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等一系列具有首创意义的重要事件,彰显出文物事业为传承中华文化而勇于担当的初心。

改革开放后,1982年,文化领域首部法律《文物保护法》诞生,文物保护方针政策与时俱进;文物普查、文物保护、考古发掘、文物安全督察、博物馆建设、社会文物管理、文物保护科技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捷报频传;文物保护对外合作交流亮点纷呈,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全国文物系统就推动文物事业发展确定了4项基础工作:一是建立文物保护法规体系;二是摸清文物资源家底;三是培养文物保护人才和发挥科技作用;四是确保文物安全。事实证明,4项基础工作为文物事业钉上了“四个桩”,直到今天,直至未来,都是文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全国文物事业发展的“命根子”。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围绕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之路这一重大主题,深刻阐明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深刻揭示了保护、传承、利用的辩证关系,深刻回答了谁来保护、为谁保护、怎样保护的时代课题,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加强文物工作指明了方向。

七十载春华秋实。我为自己能够亲身参与文化遗产事业倍感自豪。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正确保护理念,让文化遗产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使更多青年人感受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为提升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发挥作用,是我的终身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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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双白

舞蹈走进千家万户

█ 冯双白

新中国70年,舞蹈艺术蓬勃发展,优秀作品频出。舞剧《宝莲灯》《孔雀舞》《红绸舞》《荷花舞》等,都是舞蹈先驱者们创作的优秀作品。在他们的激励下,每个时期都有优秀作品诞生。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东方红》,20世纪70年代的《丝路花雨》《草原女民兵》《水乡送粮》等,都是经典之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舞蹈创作呈现井喷状态,涌现出大量优秀舞剧。例如《风中少林》,还有今年获得第十六届文华大奖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等。

新中国70年,舞蹈艺术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少数民族歌舞密切相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一个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舞蹈作为一股巨大力量获得了极大肯定,有了真正的主体地位。

从中国舞蹈70年发展的历程中,我们也会看到,它的表演力、艺术力得到国外观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认可。无论是芭蕾舞、现代舞还是民族舞,舞蹈艺术工作者创作的形象与时俱进。

最重要的是,舞蹈正日益走进千家万户。全国公共文化设施巨大发展,推动了舞蹈事业的繁荣;文化扶贫的深入开展,让更多孩子徜徉在艺术的海洋中。我想讲一个亲身经历的难忘故事:

大约10年前,我第一次去甘肃酒泉玉门市小金湾民族学校,我完全没想到,一进学校大门,就被操场上全校师生的集体舞惊到了!从孩子到老师,都在跳舞,全校师生,一个不少!一张张淳朴的笑脸,一组组虽然略显生涩却生机盎然的舞蹈,让那个夏日早晨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两年后再到那里,孩子们已经认识我了,特别开心地跳舞给我看。家长们也涌入了校园,高兴地议论着。有一位家长主动对我说:谢谢你们!我不识字,没文化,但是我的孩子不一样了!

新农村少儿美育工程在玉门地区很多学校普及开来,跳舞的农村孩子多了,整个地区的风气都发生了变化,农村孩子特别是女童的辍学率都降了下来,因为她们要学舞蹈,因为跳舞让人变得好看,美育让人变得优雅!10年里,家长们从50米外的冷眼相看,到零距离的开心对话,让我体会到文化扶贫的惊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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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元寿

谭门七代赓传国粹

█ 谭元寿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我的祖父谭小培、父亲谭富英带着我和我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谭孝曾,一家四代来到前门,举着红旗欢迎解放军。从那一刻起,谭家人就决定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京剧团,到各个军区为战士演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和父亲都奔赴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那段时间,祖父病重,我父亲赶回去看了他最后一眼,就被“劝回”前线。祖父说,忠孝不能两全,要以国事为重。谭家几代人都怀有拳拳爱国之心。

在旧中国,京剧演员的地位非常低,被视为“戏子”。像我曾祖父谭鑫培,虽然给慈禧和皇上唱戏,深得慈禧的喜爱,但永远得跪在那里称奴才。普通的京剧艺人就更为卑贱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京剧演员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不再是戏子,而是文艺工作者,京剧也成为传统艺术瑰宝和国粹。

谭门七代之所以能一脉相传,与党和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关怀密不可分。我的祖父谭小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被聘请为中国戏曲学院十大教授之一。我的父亲谭富英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界人士之一,并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和儿子谭孝曾、孙子谭正岩也是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成为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成为人民喜爱欢迎的演员。

这些荣誉不单是谭家的,也是京剧界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京剧艺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反复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我对传统文化非常有自信,坚信传统文化是受广大观众欢迎的。真诚希望京剧人发扬“拥抱着取暖、牵着手过河”的精神,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振兴京剧,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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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昆

曲艺为祖国高歌

█ 姜  昆

孩提时,从牙牙学语起,每年10月1日都会说一句话:祖国一岁我一岁,我和祖国一起长。

一晃,新中国70华诞。东方巨龙,崛起腾飞;大国风范,举世瞩目!

我以将近古稀之年的歌喉,与所有炎黄子孙在一起,为伟大的祖国高歌:“东风动草木,百物尽欲言”“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说起新中国70年的艺术发展,我最想说的是曲艺。

70年颂歌长卷中,是民族的说唱艺术用特别有色彩的人民大众语言,用人民大众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记录了时代,记录了中国社会发展前行每一个色彩斑斓、结实有力的脚印。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一段相声《昨天》,反映了新旧社会两重天;一段《社会主义好》,得到周恩来总理对新曲艺的赞扬;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唱遍抗美援朝前沿阵地和后方军营;上世纪60年代,快板《一分钱,一两米》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民勤俭持家的精神。中国的国际主义精神展现在相声《友谊颂》中,中国乒乓球队、登山健儿为国争光的事迹记录在《三比零》《登上英雄赞》等经典作品中。

上世纪中后期,快板书《抗洪凯歌》颂扬了天灾面前中国人抢险救灾、重建家园的大无畏精神;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展现了抗日勇士的爱国大义;评书《红岩》讲述革命先烈为崇高理想所作出的壮烈牺牲。进入新世纪,大量说唱作品紧贴时代,新作层出不穷。伴随改革开放,曲艺以新时代的风采,篇篇压在历史韵脚上。

承载着精品力作,曲艺发展迈向新高度。河北农民曲艺家,摘下了巴黎中国曲艺节金奖;国际幽默艺术节首次邀请中国曲艺家亮相国际舞台;“中国曲艺四海行”走遍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把中国的欢笑洒向世界,把世界的欢乐引进中国。

伟大祖国70载,壮我曲艺,扬我国粹,曲艺永远为祖国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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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

文学与时代同行

█ 梁晓声

江山代有才人出,依我看,当下中国文坛呈现的是以“70后”作家为中坚创作群体、“80后”作家群体处于创作准备阶段的代际格局。

“70后”作家在创作精神方面与“60后”“50后”乃至年龄更长的作家们是基本相通的,如对人文品质的追求,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对时代脉搏的主动把握,对社会现象的积极洞察等,“基因”类同。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风貌,在“70后”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延续。但在创作经验方面,“70后”作家的表现则更为丰富,几乎迄今为止古今中外一切创作方法,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相当积极生动的实践。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新现象,年轻的作家正在汲取着新中国70年文学经典的养分,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70年光辉历程,不难发现,忠实记录共和国发展的每一个脚步,与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画像是一个最大特点。《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战争时期仁人志士们秉持的崇高理想和作出的巨大牺牲。《三里湾》《创业史》《铁水奔流》等作品讲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如火如荼,为人们了解共和国建设者的精神面貌提供了鲜活教材。改革开放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后出现,《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开风气之先,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做出了生动诠释。

今天,中国文学正在从“高原”迈向“高峰”。文学队伍日益壮大,青年作家佳作频出。文学类型更加多元,除了传统的纯文学作品,近年来,网络文学、科幻文学、儿童文学的火热有目共睹。文学出版日益繁荣,每年仅长篇小说出版就有上万部之多,还不包括规模庞大难以统计的网络文学。海外影响力越来越大,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麦家、刘慈欣等作家广受欢迎。

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作品与作家秉持的文学精神密不可分。说是信仰,也非妄言。即:创作者希望作品有温度,它才会有温度;创作者愿意接地气,它才会接地气;创作者在乎人文品质的有无,它才会具有人文品质;创作者确信作品中的某种价值观,它的价值观才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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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纲

让音乐讲中国故事

█ 叶小纲

艺术是时代的写照,音乐也不例外。伴随共和国70年成长,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融入人民,不断拓展新面貌,奏响时代之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相继诞生,作品《梁祝》《红色娘子军》、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祖国》等,反映出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开始与世界接轨,和世界同步,音乐创作迸发出新的活力。我创作的《星光》首演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用钢琴、合唱并加入“宇宙声”,体现了包容、友好、大气的国家形象。新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创作在数量、深度以及广度上进一步拓宽和提升。以交响乐来说,今天的中国交响乐创作已经不输于任何国家,并且在民族化、接地气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我在中国家庭长大,中国古典文化熏陶必不可少,还受到德国音乐的影响,并曾在美国学习。独特经历形成了我作品的气质。《鲁迅》《地平线》《喜马拉雅之光》《草原之歌》等作品,是我对中国人文、生命和自然的思考。我始终认为,能够长久流传、成为经典的音乐离不开家国情怀的滋养。无论何时,无论何种艺术形式,家国情怀都是激发美、创造美的重要火花。

让中国音乐“走出去”,让更多人聆听中国故事,是我长久的努力和追求。由此创作的“中国故事”系列作品,汲取了中国大地上的人文、历史、地理、风俗,铺陈开一幅幅灿烂的中国画卷。2013年9月,我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中国故事—喜马拉雅之光”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演出。这是讲述中国故事的第一站。此后,“中国故事”音乐会足迹遍及德国柏林、英国伦敦、俄罗斯莫斯科,还有印度加尔各答、秘鲁利马等。这些成果不单属于我,更是中国交响乐发展的印迹和缩影。

70年,中国音乐又站在新起点。我们音乐人须砥砺前行,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品,在高原上永攀高峰。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9月23日   第 06-07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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