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晟的记忆中，出国前在上海弄堂的日子还是非常清晰的：“父亲在我3岁时出国，随后母亲在我5岁时离开，当时我和姐姐在一起，每天很盼望父母早点回来也把我们接出去，不过后来在我小时2年级时，8岁那年出国后，最让我后悔的却是，我错过了戴红领巾的神圣时刻，那时候小孩子进学校都很向往能够戴上代表光荣和荣誉的红领巾，戴不上说明这个小孩不乖，呵呵，更为讨厌的是，我还错过了上英语课的机会，正常小学4年级，学校开始教英文，如果我再晚点出国，我能够学点英文单词什么的，就不会有刚开始在比利时上学时那种“两眼一摸黑”的痛苦时期了，不过后来问问身边的华人朋友，大家的经历都是大同小异啊。。。”
谈到父母出国的原因时，他的回答颇感意外：“那时候，我们家是非常愿意“发展”的家庭，“发展”就是想过上好日子，可是好日子就意味着要挣更多的钱，但在80年代中后期，国门打开不久，很多思潮涌动，父母想挣钱，可当时的大环境却不是特别允许，我呢是老二，也就是说在计划生育最严的时期，我是超生儿！为此父亲被学校停职一年，母亲也被停职了两年，可以想象，为了我这个男丁，家里付出了很多，由于我爸爸那边的亲戚大都在国外，所以后来诸多因素一推，父母就决定举家出国打拼了。”
89年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见不一样的花花世界，也包括很多好笑又难忘的第一次：“我进入欧洲是在荷兰下的飞机，然后坐火车到比利时，在布鲁塞尔的南火车站（MIDI）下车，出国前在上海有时候会在街上看到零星的外国人，我们马上会小声说：哎，你看好像有老外在那边走。。。”，呵呵，就觉得外国人和外星人没啥区别。可是一到南站感觉这些外国人和想象中的特别是和在上海看见的不太一样，现在知道了原来当时看见的都是北非来的移民，怪不得，这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长的能一样嘛。
来比第二天，父亲的一位越南朋友请我们全家吃饭，这位朋友看到小孩子刚来，肯定喜欢吃麦当劳，所以就直接把我们接到麦当劳去吃快餐，要知道，那时候中国还没有麦当劳这玩意儿，小孩子很好奇，没吃之前坐在里面感觉好新奇，给我们玩具玩，还有很多好看的小盒子（汉堡包的包装盒），在中国吃东西从来没有这么漂亮的包装盒子，终于开始点餐了，父亲的朋友问我和姐姐，要不要一个“cheese-burger”（芝士汉堡包）啊？我们俩说：好啊，好啊，很想知道什么是芝士汉堡包，记得服务生把那两个装着汉堡的盒子放在我们姐俩面前时，那种味道就已经把我俩的鼻子给堵住了，太香了！好，随后我们同时张嘴吃第一口，瞬间我们同时感觉不妙，又几乎同时把汉堡包放下，我看到姐姐好像硬是把那口咬到的汉堡咽下去，我呢则更倒霉，那口还吃到了酸瓜！真的，这个酸瓜我真吃不惯，直到现在什么都适应了，就是这个酸瓜还不行。接下来，我和姐姐互相谦让，明知道都不想吃完剩下的汉堡，太难吃了！可是由于父亲的规定，吃饭不能剩，好吃不好吃一律吃光，所以姐姐就担当起了“消灭”这两个汉堡的任务，我记得，她当时差不多是含着泪把那两个芝士汉堡包“咽下去的”。之后爸爸的朋友还问好吃吗？要不要再来一个？我们连忙说，不要了！不要了！其实当时的潜台词是：不想再要了，这辈子都不要吃芝士汉堡了！！第三天，好像爸爸的朋友感觉到了头天的那顿汉堡似乎不合我们的口味，就想亚洲人还是吃亚洲餐比较对口味，所以又请我们全家去越南餐馆吃越南菜，这下我和姐姐高兴死了，终于有正常的东西吃了。可当我们满怀希望填饱肚子时，摆上来的第一道菜就是“生牛肉+柠檬”！天哪，我们马上又绝望了，心中暗想：看来真要在这饿死了。我想我的油条，稀饭和大饼。。。”
在克服了难吃的汉堡和生牛肉后，朱晟似乎又有了新的难题和挑战要面对：适应这里的学习生活！“我在5年级时，遇到了最为苛刻的法语老师，那时来比已经3年有余，基本上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可是在学校里，我还是感觉到一些莫名的压力和孤独。那时候我一边上学，一边还要在放学后帮家里做工，想想看11岁的小孩在餐馆点餐，很多老外都不太理解，怎么会有这么小的“跑堂”？按照法律来讲有点童工的意思，唯一不同的是我的老板是我的父母，有时候家里忙，妈妈没时间换洗衣服，我就穿着头天做工的脏衣服去学校里上课，刚好那一天是那个法语老师当班，她就把我直接从学生中揪出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大家看看，这个中国人家的孩子，会把这么脏的衣服穿出来丢人！所以在那时我就深深的感觉到，这里不是你的国家，虽然我拿着这里的居留。但我还是无法改变我黑头发，黄种人的身份。不过也为自己感到不公平，为什么其它本地的孩子比我穿的还脏，老师反而不批评，倒和他们很热情。在中国我们的小学教育是很乖的，在中国老师可以体罚学生，这里是反过来的！有时候同学帮我纠正发音，那个法语老师就说，不用帮他了，他帮不起来的。因此，我5年级留了一年。父亲虽然忙于工作，但他还是非常在意我们的学习状态和成绩的，他常说，你要是想出头的话，要想不被人家看不起，要想争口气的话，你就得要学习努力学习，别人读书读到4点5点，你就要读到8点9点，你要付出300%的努力。出人头地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这个办法！！”
海外华人的苦很多人无法想象，看似光彩的享受生活，实际上却是“如履薄冰”：“来比一年后父母开了自己的餐馆，由于对当地的法律，生活，人际关系都不熟，父母吃了很多亏，走了很多弯路，有生意上的，也有交友方面的，所以那时常常看到父母吵架，丢烟灰缸什么的，当时我就想快快长大学好知识，直到现在我最好的两门课还是会计和法律。因为就是家人不懂这里的规矩和一些法律常识才会被骗上当。后来，我的法语没问题了，就帮家里解决很多问题。上了大学后，我的想法也在慢慢改变，很多朋友常常问，你将来要不要也开个餐馆啊？我就说，不要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做怕了。我从11岁做到17岁！倒不因为觉得这个职业不光彩，辛苦，而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轻松应付30个客人，厨房的大厨也做得来，所以在餐馆这块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向上走的了，我要做其他的事情！”
面对朱晟的选择，他的父母允许他的新选择吗？“当时我爸教育很严格，大学要上，家里的工也不能耽误！记得那时每月的零用钱只有7块半欧元，每天在学校买饭都不能超过20个比利时法郎。连三明治都吃不起！家里条件也不太好是主要原因。后来我想一定要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我都17岁了，可以到外面去打工了。记得第一次在当地的宾馆里面做招待，人家说，一小时的工资是7块半欧元！我马上答应下来，因为这是我一个月的零用钱啊，现在我轻松几个小时下来，一年的零用钱就全部搞定！所以我疯狂做工，最厉害一天做了21个小时，三天48个小时。然后周一早上8点还要去上课。就这样，我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引起很多当地公司老板的青睐，他们都觉得这个华裔小伙勤快诚恳！所以我的工约就越来越多，有时候一天会接到4家不同公司点名要我去。这样一来，父母看到我有了稳定的收入，甚至每月还能贴补家用，二老就没和我继续计较是否留在家里的问题。”
不到30岁的年纪，朱晟便是布鲁塞尔星级酒店圈里的知名自由职业经理人了，他完全可以就此干下去，可是2010年，他又做了一个新的决定：“开公司其实也是为了争一口气。7年前我的一位工友是个突尼斯人，他经常取笑我，说，你以为你做事认真刻苦就可以做主管了吗，你看看现在欧洲的酒店，有中国人做主管吗？会有中国人做吗? 别作梦了！
好，7年后，我的公司开起来了，专门为各大酒店宾馆介绍专业人士，很巧，应该是比利时太小，我又一次见到那个当年指着我鼻子说，这不行那不行的那个突尼斯人，很遗憾他还是坐着7年前的老职位，我说，老兄，7年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坐着同样的事情啊，现在我是老板了。我给你介绍工作是看我的心情！很好笑，以前他叫我从来不喊名字，就叫我 ‘哎”，”哎”，现在则叫朱先生，朱老板，您怎么样啊、云云。。。所以很多时候，在没有一个肯定的判断之前就不要轻易下定论，谁说我不行？谁说我们中国人不行呢？！”
采访手记：很难想象，朱晟刚刚开张不久的职业介绍所，就已经有250名签约员工，26个客户，一个高尔夫球场，2家饭店，还有数家旅馆。他的解释是：“为什么外国人放心给我做，是因为他们相信我的能力，因为即使没有人派过去做工，我自己也会去帮忙，所以总是不会让我的客户失望。”
老话说：人活一口气！为什么海外华人要如此的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证明我们可以做到同工同酬。我想不过就是为了争这口在外国人眼里看来最平常不过的一口气！
（文章整理自比利时华人电台访谈节目）
本文原载于“维他命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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