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光乍泄》里，何宝荣与黎耀辉是一对同性恋人。何宝荣嫌黎耀辉太过沉闷，在旅途中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黎耀辉，消失在马路边的旷野中。
后来黎耀辉站在瀑布下说，“我终于来到瀑布，我突然想起何宝荣，我觉得好难过，我始终认为站在这儿的应该是两个人。”
在中国，同性恋群体和同性恋者的处境越来越受人关注。而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她新近出版的自传中详细描述了开展这项研究的过程……
同性恋研究：他们的世界
1989年至1991年，我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做同性恋研究上。最大的困难是获得研究对象，因为同性恋者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较小，同时也不愿意暴露身份。而我是比较幸运的。我之前做单身研究的过程中，竟意外地碰到了一个同性恋。
当时由于单身者在人群中也是少数，所以用随机抽样样本很难找到他们。于是，我在《北京晚报》上登了广告，征集参加研究的志愿者。在我的单身调查对象当中，有一位三十岁上下的男士，在我问到他保持单身的原因时，他一一否认了众多普通的原因。后来他说：“你是国外留学回来的，看上去也不像坏人，我就告诉你我独身的真正原因吧——我是一个同性恋。”
就这样，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同性恋个案。后来，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同性恋朋友、朋友的朋友，就这样越滚越大，最后达到了一百二十人的规模。社会学中有一种调查方法，叫做“滚雪球”，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的同性恋研究从方法上看是无可挑剔的。
家庭的繁衍比个人的快乐重要
调查的过程非常有趣，令人兴致盎然。通过朋友介绍，我找到了一位男同性恋者，因为他的长相有点像当时的一部日本电影中三浦友和饰演的光夫，光夫就成了他的外号。我跟他谈话次数太多，时间太长，后来竟然成了私人朋友。
有时会通个电话，一起吃顿饭，聊聊天。他后来跟一个挺漂亮的女孩结了婚，还把他俩的结婚照拿来给我看。这个女孩就属于后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所谓“同妻”了，可是她并没有受骗，光夫在婚前向她坦白了他的性倾向。
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跟女人结婚呢？我问了光夫这个问题，他说：“不结婚对不起父母啊，我们家就我一个男孩，还指着我传宗接代呢。”光夫的家庭属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他的这种选择及其动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当然，有些同性恋跟异性结婚的动机仅仅是迫于家庭压力，也有点想隐瞒自己性倾向的意思，这样的人不会告诉妻子自己的真实性倾向。而光夫不是这样，他的结婚动机更多来自中国的家本位价值观——家庭的繁衍比个人的快乐重要。
我又问光夫：“既然你坦白交代了，那女孩怎么还能接受你呢？”他笑笑说：“我很顾家呀，不少她吃不少她花，她还要什么呢？”我又问：“那她管不管你跟别人玩儿呀？”他说：“她不管我。”
时间长了，光夫跟小波也成了朋友。
小波当时正好受张元之邀，要写一个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剧本（就是后来的《东宫·西宫》），正在找这些同性恋长谈找感觉，每个人都谈很多次，每次很长时间。
有一回跟光夫谈得太投入，一看过了末班车时间了，只好让光夫留宿。那时候我们住的是北大为博士后提供的“一间半”宿舍，所谓“一间半”就是有一间约二十平米的房间，旁边有一个仅仅能放下一张双人床的四五平米的小屋。
那晚上，为了给光夫腾地方，我出去借宿，把小波和光夫留在我们的“一间半”里面。因为我是女的，小波是男的，所以做这样的安排，但是光夫其实是喜欢男人的，所以这样安排反倒不大对头。
反正第二天小波告诉我，一夜没睡踏实。对于一个异性恋男人来说，跟同性恋男人同居一室，那感觉恐怕就像跟异性恋女人同居一室差不多吧。
小波帮了我不少忙
做男同性恋研究虽然是我的课题，但是小波帮了不少忙。有些特别年轻的男同性恋（比如高中生）跟女性接触有心理障碍，这时就由小波去访谈了。
另外，小波还去公共场所拍摄过厕所文学。后来有传闻说我为了搞男同性恋调查，曾经女扮男装去男厕所云云，完全是无稽之谈。真正去了男厕所的是王小波。
他是由我们的“线人”（开个玩笑，就是成了朋友的同性恋者）带着去的，经历了一个令他很失落的情形。他刚一进去，每个隔间都探出一个头来，后来又全都缩回去了。他问那个线人：“这是怎么回事？”线人说：“没看上你呗。”
小波的长相确实不算英俊，但是他其实是男子气十足的，应当是男同性恋者喜欢的类型。我们的这位线人就特别喜欢他。有个朋友见了这位线人之后跟我说：“这人怎么三句话不离王小波呀，看样子他是喜欢上他了。”
据我们所知，同性恋骗老婆，花招极多。但是未经本人同意，不能披露这些花招，以免引起家庭纠纷。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是，本人在练气功，不近女色。因为真练气功戒女色的人不少，所以披露这一条问题不大。我们的朋友Y本人不结婚，但这些事知道得很多。他说，同性恋的妻子最可怜。
调查过程中还遇到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已经七十多岁了，个子不高，精神矍铄，活得兴致勃勃。他告诉我，他经常去游泳，而且还有相当频繁的性生活。他的恋爱故事中最为有趣的是，他自己身材瘦小，却偏爱胖大的男人，美国篮球名将奥尼尔是他心中的偶像。
他在一个文化单位工作，从十八岁起就暗恋上单位伙房烧锅炉的一位工友，那就是个胖大的男人。但是他一直压抑着他的情欲，天天规规矩矩上班下班，结婚生子，直到六十岁退休才向那个男人表明心迹。这是一生的爱恋呵。
他感慨地对我说：“我真正的生活是从六十岁才开始的。”后来当我面临退休的时候，常常引用他这句名言来自我勉励。
我在他家访问他的时候，谈到半截儿有人敲门，正是那位锅炉工，他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我问起他的婚姻生活，他神色淡然：“没什么好说的。”
他老婆对于家里来来往往的男人从没注意过，只有来了女同事她才会紧张一下，因为她根本不知道男人之间能发生什么事。
出版过程几经波折
同性恋研究成果的出版过程也经历了很多曲折，本来是北京出版社约稿的，但是成书之后，他们又说这个问题太过敏感，不敢出版了。于是我们找到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了第一版，书名为《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次年，才又在外地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本土的版本。
书出版后，我接到大量的电话和信件，有许多同性恋者约谈，于是在1998年又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补本，篇幅增加了一倍，书名改为《同性恋亚文化》。这本书首印六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又由不同的出版社一版再版。它是我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称同性恋者为“他们”本来并无贬义，尤其说“他们的世界”，从中文的字义和韵味听上去还挺有诗意的。无独有偶，某年一位女摄影家拍摄了一批同性恋者的形象，准备结集出版，也起名为《他们的世界》。
我想，中文读者大多会从“看，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他们的世界”，读中文的同性恋者们也不会从这个提法联想到受排斥或者不被尊重的感觉。
然而，有一位西方的同性恋者却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是把同性恋者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称呼，好像异性恋者才是“我们”，而同性恋者是“他们”（the others）。
在这里，他所理解的“他们”是“他者”和“另类”，不是简单的“他们”。
从中文的文义看，前者有贬低的意味，而后者却没有；前者有等级之分（“我们”属于高的等级，“另类”属于低的等级），后者却是平等的（“我们”和“他们”没有高低之分）。
他的反应一方面源于西方人对中文的隔膜，另一方面也来自西方同性恋运动为同性恋者赋权之后所带来的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歧视的过度敏感和警觉。
我有一种“亲历历史”的感觉
由于做同性恋研究，我有一种“亲历历史”的感觉——亲历了中国同性恋进入社会视野处境改善的历史。
后来，我参加了一个湖南卫视叫做《走近同性恋》的访谈节目，嘉宾除我之外还有崔子恩（电影人，几乎是中国首位出柜的男同性恋者）和石头（画家，也几乎是中国首位出柜的女同性恋者），主持人是马季的儿子马东。节目只进行了首播，复播就被叫停了，听说栏目组还受到惩戒。
而今，不但是平面媒体有了关于同性恋群体的正面报道，电视上也能见到对这一问题的研讨和报道了。
现在，同性恋的处境改善多了，社会歧视少了很多，所以我有了“亲历历史”的感觉。
有次去做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上场前跟节目制片人聊了两句，他说的一句话把我逗乐了，他说：“现在不是同性恋都快入不了我们这一行了。”
化妆师也是同性恋扎堆儿的行业，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解释是这样的：许多女明星都爱用男同性恋化妆师，因为她们需要频繁换装，如果是个异性恋男人老戳在那里就很不方便，而如果带个男同性恋就方便多了，因为他不但化妆技艺高超，而且根本不会骚扰她，连这种念头都不会有。
文章节选 自《人间采蜜记：李银河自传》，李银河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部分内容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