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10月30日电 30日，2018丝路文化发展论坛在海南博鳌召开。中国水下考古中心所长、国际古迹理事会执委姜波发表了题为“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水下考古新成果揭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新篇章。
在演讲中，姜波以中国海域、韩国群山列岛海域、印尼海域和欧洲海域四大海域沉船的考古研究来印证水下沉船考古成果给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带来的新方向。
姜波表示，中国海域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以泉州后渚沉船、“南海一号”和“华光礁一号”最有代表性，生动地展示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
“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海上丝绸之路水下考古最为重要的成果。姜波介绍，据最新的样品检测数据，“南海一号”上已经发现丝绸遗留的化学成分，“海上丝绸之路”名不虚传。考古发掘显示，这是一艘满载出航且保存完好的南宋海船，船舱里各色货物码放有序，品类繁多，琳琅满目。内还发掘出大量的个人物品，如戒指、手镯、臂钏、项链等饰品，以及金叶、玉器、银铤、漆器等。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船体左舷外发现的一个小木盒，是一个“珠宝箱”，里面盛放了70余件金器。
姜波还进一步介绍，1974年发掘的泉州湾后渚古船，船壳上采集的海洋贝壳遗骸，经鉴定为南洋物种，表明这条海船曾经远航至东南亚海域。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的“华光礁一号”沉船的发现则证明至迟在宋元时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辟了取道西沙群岛直航东南亚地区的航线，标志着我国古代航海技术和导航技术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日、韩三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海上交流。姜波表示，水下考古成果非常生动地展示了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交流活动。1975年在韩国群山列岛海域发现的新安沉船发掘出了两万多件青瓷和白瓷，两千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以及800万枚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发现的唐代沉船“黑石号”也印证了唐代曾有波斯-阿拉伯海船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文献记录。而欧洲水下考古发现的瑞典“哥德堡号”沉船和西班牙“圣迭戈号”沉船也具有代表性。（海外网童芳）
原文如下：
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姜波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沉船、港口与贸易品，是考古学家解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金钥匙。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沉船考古成果尤其令人瞩目，出人意料的水下考古发现层见叠出，著名者如广东川岛海域的“南海一号”（南宋时期）、韩国新安沉船（元代）和印尼的“黑石号”沉船（晚唐）等，这些水下考古新成果，揭开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新篇章。
中国海域发现的海上丝绸之路沉船以泉州后渚沉船、“南海一号”和“华光礁一号”最有代表性，三者均属我国古代海洋贸易的高峰时期——宋元时期，发现地点恰在起航港、“放洋之地”（古人对出海通道的称呼）和远洋航线上。从航向来看，“南海一号”与“华光礁一号”是从中国港口满载出海的商船，后渚沉船则是从东南亚归航泉州的海舶，他们的发现，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貌。
“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海上丝绸之路水下考古最为重要的成果，1987年在广东川岛海域被发现，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并移入“水晶宫”（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这是世界上首次采用沉箱整体打捞沉船，堪称世界水下考古史上的创举。目前，“南海一号”的室内发掘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考古发掘显示，这是一艘满载出航且保存完好的南宋海船，船舱里各色货物码放有序，品类繁多，琳琅满目！（图）此外，船内还发掘出大量的个人物品，如戒指、手镯、臂钏、项链等饰品，以及金叶、玉器、银铤、漆器等。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船体左舷外发现的一个小木盒，是一个“珠宝箱”，里面盛放了70余件金器！截止至2016年1月5日，总共出土文物14392件（套），其中瓷器13497件套、金器151件套、银器124件套、铜钱约17000枚，等等。另据最新的样品检测数据，“南海一号”上已经发现丝绸遗留的化学成分，“海上丝绸之路”名不虚传！
图清理出来的“南海一号”船体轮廓
图“南海一号”船舱码放货物的情形
1974年发掘的泉州湾后渚古船，出土有香料、胡椒、瓷器、铜钱乃至记录货物的签牌等，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海洋贸易的珍贵实物资料。船壳上采集的海洋贝壳遗骸，经鉴定为南洋物种，表明这条海船曾经远航至东南亚海域。
图考古发掘出来的泉州后渚古船
与泉州古船和“南海一号”不同，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的“华光礁一号”沉船，时代与“南海一号”约略相当，是一艘沉没于远洋航线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商船（图）。“华光礁一号”出水遗物近万件，有瓷器、铁器、铜镜、铜钱等，瓷器产地除江西景德镇窑以外，主要为福建窑口的产品，包括德化窑、磁灶窑、闽清窑、南安窑、松溪窑等。“华光礁一号”的发现，证明至迟在宋元时期（依据水下考古的发现，有可能早至晚唐五代时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辟了取道西沙群岛直航东南亚地区的航线（以前受限于航海技术水平，远航东南亚多贴岸航行），标志着我国古代航海技术和导航技术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图“华光礁一号”沉船遗迹
中、日、韩三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海上交流，留下了徐福入海求仙、鉴真东渡扶桑、圆仁入唐求法等诸多佳话。水下考古成果非常生动地展示了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交流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1975年在韩国群山列岛海域发现的新安沉船。经过连续多年的水下考古发掘，考古队员从沉船里发掘出了两万多件青瓷（图）和白瓷，两千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以及800万枚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这一水下考古成果震惊了全世界。考古学家据新安沉船出水的刻“庆元”铭文铜权和“使司帅府公用”青瓷盘推断，新安沉船的始发港应为庆元港，即今天的浙江宁波。目前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新安沉船是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前后，从中国的庆元港(宁波)启航，驶向日本博多港地区的海洋贸易商船，途中不幸沉没在朝鲜半岛新安海域。
图新安沉船出水龙泉窑荷叶盖罐在杭州展出情形
爪哇（印度尼西亚）是联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十字路口，这里发现的水下沉船广受关注，如印旦沉船、井里汶沉船和“黑石号”沉船等。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即著名的“黑石号”。 2005年，新加坡“圣淘沙”集团（SentosaLeisure）筹资3000万美元购得“黑石号”沉船文物，使得这批重要文物最终落户狮城。据水下考古队员仔细观察，“黑石号”船体保存完整，船底发现破损的大洞，推测“黑石号”为触礁沉没。“黑石号”之所以保存完好，主要是因为海床上沉积有厚厚的淤泥，满载船货的船体因为负荷较重，很快就被海底淤泥掩埋覆盖，避免了海潮的冲刷和船蛆的吞噬，从而使得船体和货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从结构和工艺上看，“黑石号”应该是一艘阿拉伯式的单桅缝合帆船，制作船体时不使用铁钉而用棕榈绳缝合船板（图）。关于“黑石号”的年代，因为出水长沙窑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铭文，故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图复原的“黑石号”沉船
“黑石号”出水文物十分精彩。船上共出金器10件，其精美程度可媲美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银器。其中的一件八棱胡人伎乐金杯高10厘米，比何家村窖藏出土品体量还大。另有银器24件、银铤18枚和铜镜30枚，银铤单件重达2公斤。其他还发现了一些船上乘员的个人物品，其中包括2件玻璃瓶、一件漆盘（残）、象牙制游戏器具（似为游艺用的双陆）和砚、墨（残）等文房用具。“黑石号”打捞文物陶瓷制品多达67000多件，其中98%是中国陶瓷。长沙窑瓷约56500件，器型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这是长沙窑大规模生产外销瓷的一个生动写照（图）。“黑石号”出水的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应该是在洛阳地区的巩县窑烧制，经隋唐大运河运抵扬州港，再从扬州转运出海，最终抵达印尼海域的。唐·贾耽“广州通海夷道”曾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从广州出发，经越南、马六甲抵达印度洋海域的航线。另据传世文献和出土碑刻，唐代确曾有波斯-阿拉伯海船抵达中国东南沿海。与印尼海域的水下考古成果恰相印证。
图黑石号上出水的长沙窑瓷盘
15-16世纪，欧洲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以此为背景，以欧洲为中心，欧洲航海家开辟了向东、向西两条抵达东方的航线：向东的航线，自葡萄牙里斯本启航，经开普敦-果阿-马六甲-澳门，最终抵达日本九州的长崎港，活跃在这条航线上的，先后有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等；向西的航线，包括横跨大西洋的里斯本-里约航线和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主导这条航线的，最主要的是西班牙人。水下考古发现的瑞典“哥德堡号”沉船和西班牙“圣迭戈号”沉船，堪称东、西两条航线上颇具代表性的沉船。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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