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张芳曼
大学是知识的摇篮、创新的基地、社会的良心。教师要教书育人，不断追求新知，“固本培元”，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互助理解作出贡献
大学老师不仅要让学生在启发式讲授中获得知识，更要因材施教，授人以渔，让年轻一辈学会获得知识的方法
“思维，从惊奇和疑问中开始。”对前人学术成果，既要吸收，又要审视观察，要有所怀疑，有所判断。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疑问，才能摸索新规律，创造新成果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科研的第一代学人。由于时代局限，我们这一辈的许多人，缺乏像前辈学者那样深厚的功底，要涌现像王国维、陈寅恪等级的学术高峰，谈何容易！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特点，经历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体验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伟大成就的喜悦和艰苦的教训，思想感情有别于其他年代的学者。在业务学习方面，我们又都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逻辑思维上多有锻炼，较能从理论上阐明问题。一代有一代的得失，我们深知在许多方面只能仰视前人，但也不宜妄自菲薄，可以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目前，大学人文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广大青年读者，大多是80后、90后。如何培育下一代，继承前辈学术大师对祖国文化的卓越贡献，继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和“仁义礼智信”的优良传统？对我们这辈教师来说，关系到如何在文化上承前启后，做一座桥梁的问题。
因材施教 育德育才
大学是知识的摇篮、创新的基地、社会的良心。这要求教师要教书育人，不断追求新知。作为大学文科的教师，尤应“固本培元”，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互助理解作出贡献。
“固本培元”，是我国培育人才的优良传统。所谓“本”，所谓“元”，既是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的问题，更是巩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在今天，中外交往频繁，各种思潮扰扰攘攘，或激烈冲突，或渗透融合。作为人文学科的教师，结合本学科的学术特点，在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和育人育德方面，比别的学科更具优势，责任也更重大。
在中文系，“固本培元”还包括对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中文系的本科生不仅要知道李白、杜甫、鲁迅等的伟大成就，还应该懂得如何写文章和做学问。总之，中文系离不开写作，提高学生文字表达能力的基本功，属“固本培元”应有之义。
上世纪80年代，我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发现许多考进中文系的学生，写作能力欠缺，文章内容苍白，语句不通，甚至使用标点符号也错误百出。基于这一情况，经过多次试验，我们决定强化学生写作训练，规定本科一年级学生，在一年内以手抄方式，缴交100篇记叙文和议论文，全系每位老师对一至两位学生的作文负责辅导和批改。通过强化写作锻炼，同学们的文字表达能力、观察能力、思维活跃程度和想象创新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到现在，经历30多年，这项措施从未间断，逐渐演化成学生的自觉要求。“100篇写作”，成为中大中文系的特色和传统，“中大中文系学生能写”得到社会认同。
同时，教师一对一的辅导使得教师可以从学生作业的字里行间，了解他们生活和学习的状况以及思想感情的变化发展，从而因材施教，因势利导，把育德育才、身教言教结合起来。
传道授业 启发创新
韩愈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这一教育理念应作综合性理解，并且还应发展补充，在“传道授业解惑”之外，强调“创新”。
大学教师教学和科研应并重。教书育人是教师天然的职责。在今天，教师要传的，当然是社会主义新时代之“道”。至于“授业”，大学老师不仅要让学生在启发式讲授中获得知识，更要因材施教，授人以渔，让年轻一辈学会获得知识的方法。
我的老师王季思教授以校注六经的态度和方法，出版《西厢五剧注》。他对我们“授业”，就从要求学生校注戏曲文本开始。我跟随王教授参加国家教材《古代戏曲选》的编写工作，他专挑较为繁难的曲本让我校注，经过多年严格锻炼，我掌握了文献校勘注释能力，养成了细心阅读文本的习惯。到现在，我们戏曲研究专业一直秉承这种授业方式，要求研究生学习必从校注文本入手。多年来，研究生和老师一起，参加《全元戏曲》和《全明戏曲》的编纂工作，让学生在动手中获得知识，夯实基础，进一步撰写具有新意的论文论著，这既是专业训练，也可以让学生在做人做事方面，矫正轻率浮躁的习气，加强创新意识。
我的另一位老师董每戡教授，是戏曲史研究大家，又是著名的编剧和导演。是他发现我具有模仿动作的能力，建议我研究戏曲。他既要我大量观看戏剧演出，认真阅读戏剧理论著作，更要我到剧团学习观摩，参与导演和编剧工作，学习基本的戏曲表演程式。这一来，我在阅读古代戏曲文本时，自然容易获得舞台感，养成从曲白科介中注意舞台性的习惯。
此外，我一直怀有学习诗词的兴趣，著名词家詹安泰教授，常常指点我的诗词研究和创作。根据工作需要，我给自己定下“戏曲为主，兼学别样”的方向。我多少悟到诗词和戏曲创作，都涉及“人”的内心矛盾问题，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两者可以贯通。由于得到多位老师不同方面的教导，我在研究古代戏曲时，力图把文献考证的翔实性和文本的舞台性、抒情性融为一体。
经过几代人共同努力和传承发展，中大戏曲研究团队形成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文献考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文献与文物研究相结合、文献疏理和田野调查相结合、文学性和舞台性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在戏曲史、戏曲文献、戏曲文学、戏曲形态、整理濒危剧种，以及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都取得一些成绩。这或可算是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在大学，解“道”之惑、“业”之惑，是科研创新的开始。在给研究生上课时，多采用师生集体讨论的形式，要求学生大胆发问，争论交锋，借以激发思想的火花。亚里士多德说：“思维，从惊奇和疑问中开始。”对前人学术成果，既要吸收，又要审视观察，有所怀疑，有所判断。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疑问，才能摸索新规律，创造新成果。对同学们的“惑”，教师未必能解，却能推动大家作进一步研究。例如古代戏曲在元明清时代舞台上怎样演出？这一问题，一直疑点重重，正是在需要“解惑”的情况下，经过热烈讨论，大家分别研究，写成《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一书，颇有创新意味。
（作者黄天骥为中山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1日2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