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面对国家内忧外患，大批中国进步青年漂洋过海来到法兰西，“勤于做工、俭以求学”，寻求改造中国的途径和方法。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留法学生数量接近4万人，10万多名法国学生学习中文，两国友好根基不断加深。连日来，记者在巴黎采访了一些曾在法求学、如今已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士，他们中大多数人已成为沟通中法经贸、人文交流的使者。
“我们和百年前的留法先辈有相通之处”
1987年6月，就读于长沙铁道学院（后并入组成为中南大学）的田虹，成为国家教委108名公派留学生之一。“当时还没有自费留学的条件，大家都是从全国挑选出来的，我是两个学数学中的一个。”
来到法国后，田虹先后在3所学校学习。由于错过了巴黎九大的预注册期，他第一年在巴黎一大读经济管理硕士，第二年如愿进入巴黎九大数学系。他研读的科目为多准则决策，由巴黎九大与巴黎矿业大学联合教学。
田虹说，刚来法时有很多不适应。首先是通讯，当时国内打电话最多能打到单位，但法国很多人家里都有电话。其次是交通，巴黎铁路很发达，几乎走几分钟就能坐地铁了，给田虹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于准备充分，田虹的法语进步很快，他将更多时间放在结交法国记者、汉学家等本地朋友上。期间，他教过3名学中文的学生。第一个是法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员，第二个是法国吹小号的音乐家，第三个是华裔女孩。“当时我接触面很广，像一块海绵，吸收很多有营养的东西，这是一种经验交流，因此很快就适应了。”
毕业后，田虹被法国多家金融机构看中，从事金融、投资、银行业务。为了让孩子接受更长时间的中国文化，田虹先后在杭州、上海、长沙等地创业。在孩子接受完小学教育后，田虹带着家人回到法国。如今，他主要从事中法、中欧公司经贸合作交流的咨询工作。
谈及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百年的启示意义，已成为中南大学法国校友会会长的田虹有自己的体会：1919年先辈们留法的首要目的是探寻真理，改革开放后他们这一代留法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30多年的留法经历，让他收获了对西方社会复杂结构的深入理解。他越来越深地意识到，当中国经济社会地位全面提升时，西方国家则因自身的很多结构性问题、矛盾而发展缓慢。“西方国家自身存在局限。在对这点的理解上，我们这代人和100年前的留法先辈们有相通之处。”
“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
1997年，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律师资格并在基层法院工作3年的孙涛，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经济法硕士学位。这一年，他从100多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人民大学与巴黎一大合作的“欧洲法”项目第一批学员。
初出国门，语言不通、文化环境迥异，让孙涛压力很大。在巴黎一大的第一个月，他上课时基本听不懂。孙涛住在欧盟总部法律街的一所小营房里。经过10个月培训，他被派往欧盟委员会农业总司法律部实习。一年后，孙涛熟练掌握了法语。
孙涛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100年了，十分有幸成为中法、中欧法律交流的参与者。再走先辈们曾经走过的道路，有非常强烈的继承先辈精神的意识。“对于我们那个时候留学海外的学子来说，对国家命运变化的感受十分深切。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难处，但是如果跟留法先辈的艰苦和磨难相比，我们遇到的困难根本不叫困难。”
毕业后，孙涛经历了从就业到创业的过程，先在一家中资企业就业，后来跳槽至外国律所，再后来创立了孙涛国际商法律师事务所，与国内的国浩律师事务所达成合作，创立国浩巴黎办公室，为大量中资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在孙涛看来，中西方法律体制的差异，最终要归到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法律传统上来，“中华法律文明只是穿上了西方法律的‘外套’，精神内核还是自己的。”
如今，孙涛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欧洲校友会会长。凝聚华人律师力量，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为推动完善当代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中国法律人的方案，成为他的重要使命。
（本报巴黎3月26日电 记者 彭训文）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03月27日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