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这是透过被砸裂的教室玻璃拍摄的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图源：新华网）
【编者按】
2019年，是国际关系史上波诡云谲、变局频现的一年。
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更加尖锐，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逆流涌动，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四处横行；从亚洲到中东，从欧洲到拉美，一系列热点此起彼伏，一连串的国家动荡频发，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蔓延，国际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然而，面对这个乱象丛生的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依然在曲折中负重前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破茧而出。
时至岁末，海外网推出年终系列国际评论，回望“大变局中的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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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到乌克兰“橙色革命”，再到席卷北非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21世纪以来，此起彼伏的地区和国际政治动荡背后，“颜色革命”总是如影随形。2019年，香港从“东方明珠”沦为“暴力之都”，让操弄“颜色革命”的“黑手”再次暴露于世人面前。
除了煽动街头政治、刻意制造社会混乱等屡试不爽的“老套路”外，“颜色革命”又有了一些“新花样”。其中，互联网在“颜色革命”中的“孵化器”“助推器”作用越来越突出。
追溯“颜色革命”的渊源，“舆论战”正是关键一步。
冷战起源时，由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构想的“政治意识形态战”里提及的“黑色宣传”，就是通过媒介平台，释放经过设计的特定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操控，实现对受众心理、情绪的控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实际行动，谋求非对称的战略收益。
冷战结束后，在信息技术革命高速发展，同时相关能力在不同国家间非对称分布的情况下，在2010年前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互联网自由”战略。用比较直观的话语来说，就是试图将“脸谱、推特、优兔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究其根本，就是美国利用对互联网“进攻性运用”的比较优势，通过投放特定类型的信息，实现非常规的心理战目标。
但极具历史讽刺意义的是，一如“渔夫和精灵”等寓言故事所描述的场景，尝试用“颜色革命”耍宝的西方国家，很快就“玩脱了线”，失控了。
一是“颜色革命”的实践与叙述发生了脱节。西方国家兜售“颜色革命”的潜在逻辑，就是“颜色革命”是一种革命，经历更迭之后，能够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但事实证明，对于那些被裹挟进“颜色革命”的民众来说，曾经驱动他们参与暴乱的那些诉求不仅没有得到满足，他们还被推向了更困顿的境地：不仅政治混乱，社会失序，国家主权更是严重割裂，政局呈现碎片化趋势。大多被粉饰的“颜色革命”，几乎最终都结出了令人难以下咽的苦果。
二是“颜色革命”类行动的目标指向发生了变化乃至反噬。不仅指向了那些不符合欧美发达国家标榜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行为体，而且指向了那些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标杆国家和地区，甚至是欧美发达国家自身：反特朗普势力在美国国内外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骚乱、游行示威、舆论攻势；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们公开喊出学习香港示威者的口号……
更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互联网自由”概念支配下“颜色革命”类行动失控乃至反噬后，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不是系统性反思，而是变本加厉的扭曲。在中国香港出现并经历严重街头暴动时，以推特和脸谱为标志的欧美社交媒体，以及欧美主流媒体，基本上放弃了形式化的遮掩和程序性的修饰，直接根据立场和利益的需求，用删除内容和封堵内容的方式，进行了选择性信息呈现。
这当然只会带来更加负面的后果：从微观角度看，欧美发达国家并不能如预期般对“颜色革命”进行控制以及引导。“颜色革命”具有相当强度的可扩散性，复制与扩散的结果，是持续不断诱发相当规模的冲突和摩擦。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种失控，正在实质性侵蚀全球网络空间存续和良性发展的信任基础。如何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在全球范围构建有效的行为规范和机制，恢复一个良性的全球网络生态，应该成为各方共同关注的焦点，以及持续努力的新方向。
（沈逸，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海外网智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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