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在韩国大邱商店街进行消毒的工作人员。（图/AP）
从5月6日起，韩国疫情防控从此前的“保持社交距离”转入“生活防疫”阶段，韩国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日本虽然还在实施“紧急事态宣言”，并将持续至本月底，但根据日本政府专家会议的观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已可见减少趋势。在全球抗疫的坐标体系中，东亚国家较为突出的抗疫成效引发广泛关注。
英国广播公司（BBC）近日刊文援引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传染病专家内恩斯瓦的话表示，“亚洲国家或者地区抗疫相对更成功，因为他们不仅动作快、而且实施了一系列创新性政策。”同属东亚国家的日本与韩国，尽管在政治制度、语言文化方面有一定差异，但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日韩两国尊重科学规律，在疫情发生初期果断采取防控措施。自中国第一时间对外发布新冠肺炎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通报疫情信息后，日韩两国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比如韩国很快就着手研发诊断试剂盒，设置了近百个公共和私人实验室用于分析结果，为后期实现迅速大量检测提供了硬件保障。日本医学界也根据中国分享的信息进行及时对新冠病毒进行研究、日本媒体则频繁聚焦新冠肺炎疫情，敦促民众提高自我防护意识等。总的来说，当一些欧美国家政客大搞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之时，东亚国家聚焦于疫情防控本身，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实实在在的举措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
其次，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普遍体现了较强的政府领导力。在疫情暴发后，韩国政府迅速采取了切实有效的行动，如封城封路、保持社交距离、及时公开数据、大量实施检测等。相较于韩国政府，日本政府则快速通过相关立法、启动“紧急事态宣言”，向所有民众发放10万日元补助，也反映出了日本政府积极履行职责。尤其是由于日本社会讲求不给他人添麻烦、服从集体要求，所以即便“紧急事态宣言”缺乏充分约束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封城封路”的效果。
最后，东亚文化中独特的集体主义、家国观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日韩两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相较于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与自由，东亚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则更注重家国情怀、强调克己自律、服从大局。从这次应对疫情中就可以看出，日韩人民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抗疫。例如，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日韩两国的很多民营企业自觉配合政府部署、积极生产口罩和酒精等防疫用品，这在欧美社会非常罕见。
尽管日本与韩国的抗疫方式也有差异，但基于相同部分而总结出来的韩日模式或许能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疫情防控带来思考。（海外网评论员 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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