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等
书籍的生命，是被阅读唤醒的。当下，围绕阅读，新业态层出不穷。
借助大数据，一本书从策划开始就能更精准地定位读者，阅读规划师、数据分析师等新岗位大显身手；听书成为新风尚，有声书编辑、图书视频主播等渐趋职业化；实体书店作为综合文化空间融入日常，书店美陈师应运而生。
在阅读从生产到推广的各个环节中，还有为书籍做整体设计的“美容师”、为乡村孩子找到更多好书的阅读推广人、让二手书流通更便捷的互联网创业者等等。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因对阅读的热爱而显得生动不凡。
4月23日是第二十六个世界读书日，我们走近阅读背后的从业者们，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向阅读的未来。
——编 者
乡村阅读推广人谢红芬——
阅读是扇窗，愿做拉开窗帘的人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拉乌彝族乡，是离县城最远的乡镇。山村一隅的乡村儿童公益书屋内，拉乌完全小学校长谢红芬正与孩子们围坐一圈读书。
谢红芬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来到拉乌乡任教。师生间的课外交流，就是从一本黑白连环画册开始的。田埂上，谢红芬读着书，孩子们坐在一起，指认着画册上的小松鼠。“阅读能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能提升学习能力。”谢红芬说。
山区的优质图书资源不多，怎么挑到适合儿童阅读的书？每回去县城，谢红芬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给孩子们买上一两本书，“能够引发孩子们好奇心和探索欲的，可以让他们与生活、与世界产生连接的，就是好书。”
让谢红芬意外的是，推广乡村阅读，还要转变家长的观念。“阅读与课本无关的书籍，在很多家长看来是浪费时间。”为此，谢红芬常在周末时背上书包，装满精心挑选的书籍，到学生家中和孩子、家长一起读书、讲故事。渐渐地，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也开始分享这些故事。
每次读到动情处，谢红芬都和孩子们一起流泪，一起大笑。不久前，学生推荐了绘本《云朵面包》给她，她连夜读完和孩子们交流感受，“老师及时的回应，能帮助孩子们形成好的阅读习惯。”
2018年7月，谢红芬在上海一家公益服务中心的帮助下，利用自家院子建起乡村儿童公益书屋，还在宿舍里开了个小小换书站。
谢红芬说：“公益书屋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山区孩子假期阅读的需求，我也会陪着孩子们一起读书。”去年，谢红芬获评了由中宣部、农业农村部主办评选的“乡村阅读榜样”。
书屋的书桌上摆着一些充满童趣的绘本，都是谢红芬与孩子们一起制作的。“有时候我很疑惑鸟为什么会飞，它们看起来那么弱小，但却很有力量。”翻开这些自画自写的书，童稚的话语诉说着孩子们美好的想象。
“阅读，是山里孩子的一扇窗，我希望自己是为孩子们拉开窗帘的人。”谢红芬对未来的想象也很美好，“要找来更多的优质图书，带孩子们去感受不同的世界，也希望有更多专业人士来指导和陪伴孩子们读书。”
（本报记者 李茂颖）
二手书流通创业者陈拓——
感受书页间的温度
在旧书市场淘二手书，是不少爱书人的乐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淘书”被搬到线上。2017年，线上二手书平台“多抓鱼”应运而生，从最初的小程序到APP，再到去年在北京和上海先后落地实体店，如今已经积累了约500万用户。
80后陈拓是“多抓鱼”的创始人之一。“真正的好书值得读两次。”正是怀着这个理念，他加入了创业团队。
不同二手书平台的交易模式各不相同，有的专攻教辅、童书等特定种类，有的在绝版书存量上具有优势。有传统的个人对个人交易模式，也有寄售模式，“多抓鱼”则属于后者。陈拓介绍，闲置书之所以能再次流通，是因为每本都拥有唯一的ISBN（国际标准书号），信息很标准，循环流通很方便。
每天，约2万册书在这里来来往往。读者只要扫描封底的ISBN，书籍的信息和收购价就会显示出来，随后等待快递员上门取书、书款到账。书从全国各地被运到位于天津和江苏昆山的工厂，进行“仓库旅行”：贴上专属身份码，通过高倍放大镜鉴别油墨、封皮、纸张等，再打磨清洁和修复、臭氧消毒，最后用环保材料重新塑封，再次上架。
“二手书店不能是盗版书的仓库。”陈拓有些无奈，平台有严格规定，不收会影响阅读的破损、脏污、老化、有异味的书，不收盗版书、非卖品、非法出版物，然而全行业要确保品质、提升读者信任度，还需要长期积累。
令人欣喜的是，他观察到随着图书市场的整体发展，线上二手书市场正趋于良性成长。“怎么摆脱脏旧差的标签，让读者认可循环流通的理念，是未来二手书店努力的方向。”陈拓说。
流程定价、供需调节可以靠算法，但二手书的世界，还涉及很多非标准答案。陈拓想起一位特别的卖书人，每次收到系统发送的通知，都会认真回复：今收到“多抓鱼”转款一笔。团队通过私信得知，读者是位73岁的老人，因为年纪大了视力不太好，才把书卖给更需要的人。
这让他感慨至今。二手书不直接来自工业生产的流水线，而是来自一个个人，一本书和它夹带的书签、票据、笔记，都是岁月的回忆。爱二手书的人，大概也有同感，“这些温度会永远留在书页里，这就是二手书的魅力。”陈拓说。
（本报记者 陈圆圆）
书籍设计师张国樑——
过去像美工，现在更像导演
张国樑的工作室距离上海苏州河不远，屋里书架和画板满满当当。学美术出身的他已经做了30多年书籍设计，作品多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最美的书”评选。
在张国樑眼中，书籍设计“是用一双视觉审美的眼睛，从装帧设计、纸张选择、内容排版等环节参与编辑，用艺术方法加以‘演绎’，创造出有个性的艺术世界”。
上世纪80年代，27岁的张国樑毕业后进入出版社当美编，工作是画封面。他还记得画的第一本封面是《ABC英语练习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书籍设计有了巨大进步。“我们以前去国外调研，常常是仰视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在他看来，如今中国书籍设计的水平、理念和操作方式都已经有了国际范。
“书籍设计师，过去有点像美工，现在更像导演。”张国樑介绍，出色的书籍设计，早已不只是一张封面，而是整体概念，覆盖内文、纸张、印刷、排版等环节，需要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契合。这也客观带动了书籍设计整体水平的提升。
单张封面与整本书的设计费相差甚远，有些书的设计要花足足一两年。张国樑认为，书籍设计不一定就意味着重金堆砌。他曾设计过一本书，用纸是最薄的新闻纸，甚至添加了一些廉价的纸，做出了独有的历史沧桑感。
“伴随着出版模式的逐步改变，精品图书自然会呼唤更专业的设计。”张国樑发现，在线阅读的兴起，加速了这个进程。“纸质书承担的信息传播功能，线上阅读也可以实现，人们为什么还爱看纸质书？因为书籍是一种有质感的媒介，设计的作用就是凸显质感，将其变成书的显性特征。”为了确认工艺制作方案，张国樑有时深夜还开车去印刷厂，“书一定要拿到手上，才知道实际效果。再好的设计，都得落在实处。”
提到未来，他觉得，以后人们更看重的将是书与人之间的联结，“纸质书与互联网信息的不同，就在于读者可以从视觉、嗅觉、触觉、听觉等方面感受书籍本身。”未来书籍设计的方向，也必然更注重内容与形式的融合。“绝不是为设计而设计，而是要为内容设计。”张国樑说：“形式可能穷尽，但内容永远新鲜。”
（本报记者 曹玲娟）
《 人民日报 》（ 2021年04月23日 第 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