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Sciensano今早数据，总计感染1.047.128例, 新增2516例，14人死亡，122人入院，544人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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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侮辱、压力……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隐身”的科学家们开始活跃在媒体上，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不可想象的生活改变
无论是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传染病学家还是免疫学家现在都已被人们所熟知。但是曾经，他们在比利时最大的大学里工作，所有的研究都是非公开的，就连他们的面貌也是如此。现在他们将白大褂换成了便服，因为他们不得不出现在电视上，向比利时民众通报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及其复杂程度。随之而来的，是许多人在进行科学研究之初所无法想象的，来自社交网络对他们的威胁、仇恨和侮辱。这种突如其来的关注度，着实让很多专家们感到头疼和应付不来。。。
来自极右大兵的死亡威胁
“跟踪、搜捕、追捕……”这些词汇都被用来描述时下寻找Jürgen Conings的活动。他是一名全副武装的极右派士兵，且已经对一些人发出了威胁。其中包括经常在镜头前露面的弗拉芒病毒学家Marc Van Ranst。这次疫情使许多科学家暴露在了媒体面前，也使他们的生活偏离了原来安静的轨道。
一位来自安特卫普大学的流行病学家，Pierre Van Damme告诉我们：”我收到过死亡威胁，比如说，有人写道’我们要把你的头砍下来’。”他还说，他工作用的电子邮箱每天都会收到这样威胁性的电子邮件，除此之外，他的秘书也收到过威胁电话。
受保护的科学家们
安特卫普大学的研究员Erika Vlieghe 感叹道，生活在威胁、侮辱和恶毒的评论中 “在这一年多，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她说，尽管也有一些褒扬的评论，但是一些网民对她的不满情绪有时让她有自杀的冲动。
这两位弗拉芒专家，在这一年多来已成为危机的象征，与Geert Molenberghs（刚刚本台对他做了专访报道，详见文尾视频号）和Marc Van Ranst一样，他们已被警方监护了数月。自从Jürgen Conings追捕行动开展以来，Marc Van Ranst和他的家人也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尽管，Marc Van Ranst对那些威胁不以为然，但他长期以来以来都饱受恶评。4月底，他在众议院的疫情特别委员会面前谈到了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侮辱：”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专家要受到警察的监护！”他说：”这让人难以接受，且是不正常的。有人把我比作纳粹教授。你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些激进分子！”
法语区的专家牵涉较少？
但以上几个例子是否与语区的界线有关？因为在瓦隆，最常出现在媒体专栏或电视新闻上的是其他几个专家。ULB流行病学家Marius Gilbert说，他有时也会收到恶毒的信息，但从未像他的荷兰语同事说的那样严重。
但这位科学家很清楚，潜在的侮辱不会仅限于他的邮箱。虽然社交网络确实是自由表达的地方，但它们也可以迅速变成仇恨的发泄口。这也是为什么他从来不看Facebook的评论。
但是，他承认他挺喜欢Twitter的，”因为它可以进行沟通，那里虽然仍有些苛刻的评论，但是一般都是有建设性意义的。”
在充斥着仇恨的大环境下如何在媒体发声
Erika Vlieghe对记者感叹道：”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我们一直在做不擅长的事情。”因为向记者和比利时公众传授科学知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科学家应该做的。但是，她自我安慰道，这是 “package”计划的一部分，鉴于公众的恐慌，他们每次出现在媒体上都需要对现有的情况作出说明。
“每次我们出现在电视上，都会引起一些反应，我明白，也很期待，”布鲁塞尔流行病学家Marius Gilbert说，他们的出现时而会引发积极的讨论，时而会引起激烈的批评。
但是，除了谩骂，他还收到了宝贵的信件。”人们会告诉我他们的个人情况，其中不乏一些艰难困苦的例子，但我没有时间回复他们。”
科学家要有一个坚强的“保护层”
在社交网络上非常活跃的Emmanuel André很感激那些维持秩序的队伍，因为他们确保了科学家的安全。5月20日，他在Twitter上说：”我们感谢那些置身于危险之中的警察和军队，是他们使我们能够继续工作，并且与那些很难被听到的声音进行沟通。”
因此，面对这种现象，每个科学家中都不自觉地，从心理上形成了一种的武装。”从这一点看来，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形成坚实的保护壳，以免受到威胁，”Marius Gilbert沿用Marc Van Ranst的话哀叹道。
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提出申诉。据Pierre Van Damme自述，这个方法他已经用过几次了。但是他对未来的情形并不感到乐观，特别是由于Jürgen Conings的逃脱，可能会“唤醒”其他蠢蠢欲动的人。
侮辱当局或个人，煽动暴力、仇恨、歧视和种族隔离，以及骚扰行为，不论在网络上还是在公共领域都是严令禁止的。违者可能会面临巨额罚款、监禁或支付巨额赔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