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肖宁在查看水稻育种情况。
本报记者 姜 洁摄
图②：谷勇哲在查看大豆长势。
本报记者 姜 洁摄
图③：郭涛在了解玉米育种情况。
本报记者 姜 洁摄
图④：三亚南繁公共试验基地，联合收割机在收割杂交水稻。
武 威摄（人民视觉）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每年9月至翌年5月，先后有60多万名科研工作者像候鸟一样不约而同“飞”到海南。北纬18度以南的三亚、陵水、乐东三市县部分区域冬春季节气候温暖，他们利用这里的优越条件和丰富的热带种质资源，开展作物种子繁育、制种、加代、鉴定等科研活动。60多年来，他们用青春、智慧、汗水繁育出优良种子，为“中国饭碗”铸造了最坚实的底座，为中国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养活世界近20%人口的奇迹夯实了根基。
如今在南繁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29个省份、700多家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的7000多名科技人员在农业科研一线挥洒汗水，其中不乏一大批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勤勉工作，开拓进取，为我国现代种业发展、国家粮食安全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汗水。
肖宁：
育种的方向要从生产实际出发，成果要在实践中检验
黝黑的皮肤，魁梧的身材，一张比实际年龄沧桑得多的脸——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肖宁头戴草帽正在田里忙活。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像科研工作者，倒是和普通农民并无二致。
1983年出生的肖宁，2008年从扬州大学遗传学硕士毕业后，来到里下河地区农科所工作。此后，他每年都会在三亚市海棠区椰林村的南繁基地待上几个月，今年已经是他第十三次来南繁“过冬”了。
回想起第一次来南繁的经历，肖宁记忆犹新：“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过春节，在这里待了整整半年。到了最后的一两个月，每天都是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真的是太想家了。”
根据所里的规定，每年刚参加工作的新人都要先到南繁基地锻炼，熟悉情况。肖宁坦承，刚到南繁时他也曾有过迷茫：“一方面身体上很累，刚开始来先学的是播种、插秧，自己从来没干过，从零学起，每天起早贪黑、腰酸背痛；另一方面没有具体目标，之前在学校学的不是农学专业，感觉自己浑身有劲没处使，不知道科研工作该从哪下手。”
科研需要引路人。没过多久，所领导戴正元、李爱宏也来到了南繁基地，从科研角度进行具体业务指导，肖宁感觉自己这个“门外汉”一下子有了领进门的师傅，每天都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一边干活一边做笔记，日子过得越来越充实。
“前辈的指点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育种的方向要从生产实际出发，成果要在实践中检验。”前些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面临高温胁迫和稻瘟病肆虐，部分地区的水稻减产达60%以上。为解决问题，肖宁带领团队从种质资源中挖掘有利基因，利用分子育种的技术手段，育成了耐热性强、抗稻瘟病、品质优的“扬籼9A”“缘88S”“扬籼3S”等不育系，利用其配组选育出“扬籼优919”“缘两优香丝”“扬籼优309”等新品种/组合8个，其中“扬籼优919”因具有高产、优质、广适、多抗等特性，2020年获得“中国农业农村十大新品种”称号。
13年来，肖宁坚持走应用基础研究与育种实践结合的路线，围绕水稻生产需求研究课题的切入点，先后主持了多项国家、省级课题，研究成果在多家国际权威期刊发表。
当年的“徒弟”，如今成了“师傅”。从2016年起，肖宁作为带队者来到南繁，他开始手把手地教新人们如何育种。1990年出生的蔡跃和1995年出生的陈梓春，就是今年跟着肖宁来南繁的两名“徒弟”。
在去年刚工作的陈梓春眼里，肖宁特别像自己读研究生时候的“大师兄”。“有一天半夜一点半，我给肖老师发微信请教问题，他秒回，我真是惊呆了！”陈梓春今年和肖宁住同一间宿舍，“每天早上6点他就起床了，白天在地里忙完后，晚上还会在客厅里继续写论文，精力特别旺盛。他能获得这么多成绩，就是这么没日没夜干出来的。”肖宁的这种精神，也感染和带动着身边的年轻人。“肖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力争尽快解决更多水稻育种的瓶颈问题。”蔡跃说。
谷勇哲：
收集大豆种质资源的“候鸟”
30多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在三亚崖州区南滨农场丰收队的一垄田埂上方，一架无人机正在来回巡航，两个年轻人一边操作机器，一边记录。
“我们在对抗旱鉴定实现表型收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谷勇哲说，“海南冬季温暖少雨，不同品种在海南均能成熟且生育期差异较小，有利于准确评价抗旱性。针对我国内陆田间抗旱鉴定条件不稳、鉴定材料受限的瓶颈，我们去年创建了大豆抗旱精准鉴定技术体系。”
今年33岁的谷勇哲，2017年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博士毕业后，就来到中国农科院从事大豆资源相关工作，今年是他第四次来南繁了。
“第一次来南繁的时候感觉压力很大。”谷勇哲说，虽然在读研究生期间也接触过农作物种植，但绝大多数都是盆栽，最多也就参与管理过2亩试验材料。2017年11月，当谷勇哲第一次踏上海南时，他所在的课题组组长邱丽娟研究员却交给了他一个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他和另一名同样入职不久的80后同事晁守伟一起负责南繁基地的60亩大豆试验用地。
我国是栽培大豆的起源地，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资源。谷勇哲所在的大豆基因资源团队长期从事大豆种质资源研究，依托国家种质库收集并保存大豆种质资源超过4万份，占全世界唯一资源的70%以上。
“种质资源是国家基础战略资源，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谷勇哲说，“在收集保存好各种种质资源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通过连续多年的鉴定评价，筛选出优异种质，用于改良产量、适应性和品质等重要农艺性状。”
头一次负责南繁基地工作，谷勇哲丝毫不敢懈怠：“最头疼的是病虫害问题。不同时期、不同温度，流行的病虫害还不一样，如白粉虱、蓟马和青虫等等。我刚开始没经验，看到叶子出现皱缩现象，打了几遍药，虫害总是下不去，心里特别着急。”
一次走在路上，谷勇哲看见一位菜农拉着装有豆角、茄子的车，就主动上前请教，菜农向他推荐了一款新上市的杀虫剂，一试还真管用。这个小小的成功鼓舞了谷勇哲。自那以后，他经常向团队老师请教，并向有经验的工人或农户了解管理措施，很快掌握了南繁的田间管理技术。
短短4年，谷勇哲已迅速成长为团队骨干力量。随着逐渐熟悉南繁工作，谷勇哲所在团队的试验材料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20年在海南共种植大豆种质资源近2万份，占国家种质库收录种质一半，南繁也成为大豆种质资源工作最重要的环节。在优异种质资源发掘方面，他和团队一起，通过连续3年鉴定，共筛选出优异资源59份。此外，在繁殖过程中，他们还依据田间表型对种质进行提纯复壮，筛选混杂或分离单株2600多株，并经过连续鉴定区分混杂和分离现象。提升种质纯度的同时也为种皮色、荚色等基因功能研究提供了实验材料。
今年，谷勇哲负责的试验田面积已达100亩，大大小小分为13个地块，其中有的重要试验材料还进行了加代，预计试验工作要持续到6月初。近期，谷勇哲要暂时离开南繁，去内蒙古开展种质创新工作。“为了做好大豆种质资源工作，我将继续做一只往返于祖国南北之间的‘候鸟’。”谷勇哲说。
郭涛：
守好基地的田，当好“服务员”
和来南繁基地育种的“候鸟”们不同，80后郭涛一年四季都待在南繁基地，已经有5年多了。身为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副局长的他，虽然家在海口，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奔波在三亚、乐东和陵水的南繁基地之间。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南繁人解决“难事”和“烦心事”。
“南繁南繁，又难又烦。”这是早些年，南繁人常挂在嘴边自嘲的话。郭涛解释，这首先说的是科研用地难。以前，外地育种科研人员来海南都是租用当地农户的土地，科研育种用地非常不稳定。其次是专家生活难，科研人员租的大多是农户的房子，或者自己搭建窝棚，住宿生活条件很差。再者是材料安全防护难。科研材料都是露天开放式种植，容易受到牲畜或老鼠糟蹋，以及不法分子偷盗。
2008年，海南省南繁管理办公室正式成立，南繁管理体制由长期临时管理机构向常设管理机构逐步转变。2014年，海南省南繁管理局正式成立，具体负责管理和服务南繁。
海南省南繁管理局成立不久，郭涛就从省农业厅被派到局里担任科研管理处副处长。“我到局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规划出台。”郭涛说的“规划”，是2015年出台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要力争用5至10年时间，把南繁基地打造成为服务全国的用地稳定、运行顺畅、监管有力、服务高效的科研育种平台。“我到局里这5年多，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推进规划重点任务和重点项目的落实。”郭涛说。
规划将三亚、乐东、陵水适宜南繁科研育种的26.8万亩耕地划为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为了将保护下来的土地更好地服务于南繁科研育种，需要集中力量流转一些核心区土地，供给南繁单位作为科研用地。土地流转工作对于郭涛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时我被分派到崖州区和农民商谈流转土地。1万多亩地涉及8000多家农户，我们和当地的干部挨家挨户地谈，征求每一户的同意，工作量相当大，前后用了近1年才做完。”郭涛说。
由于白天农户要下田干活，他们只能晚上去谈。去早了怕影响人家吃饭，一般要等到晚上8点多才能登门，等谈完往往已是深夜。“一开始没经验，我又听不懂海南方言，农户总是爱搭不理，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我心里很着急。”郭涛回忆，“后来我请当地干部详细解释了农户的顾虑，调整了谈话策略，由我来主讲，请当地干部翻译，针对他们担心的土地流转后收入降低的问题，给他们一笔笔算经济账。他们的顾虑打消了，也就同意了。”
郭涛说，规划的出台满足了现阶段科研用地需求，如今南繁科研用地已不再是难题。“截至目前，26.8万亩南繁基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已完成22.1万亩，预计到2022年可全部完工，届时南繁基地的田间道路、灌排水设施、农田输配电等基础条件将明显改善，育种基地生产保障能力将明显提升。”郭涛说。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快建设南繁硅谷，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研究重大品种研发与推广后补助政策，促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郭涛说，目前他正参与起草国家南繁硅谷规划，这不仅涉及南繁育种，还包括南繁科技城、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和畜禽、水产产业园建设等多个领域。“如今，南繁基地正加快科研配套服务区建设，一个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南繁硅谷正呼之欲出。”郭涛兴奋地憧憬着。
本报记者 姜 洁
《 人民日报 》（ 2021年05月31日 第 2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