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溯源,该查的是美国

病毒2019年底已在美出现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人员6月15日在美国《临床传染病》杂志上发布一项最新研究报告,该研究对2020年1月2日至3月18日期间从全美50个州采集的24079个血液样本进行了新冠抗体检测和分析。结果发现,有9个样本呈抗体阳性,其中7例来自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病例,时间早于这5个州官方公布的首例确诊病例时间。这表明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就已在美国出现,并在美国本土以低速率传播。

这一报告与此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研究发现不谋而合。2020年12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美国感染病协会官方出版物《临床感染疾病》杂志发布研究报告表示,研究人员通过对美国红十字会血样追溯发现,在2019年12月13日至16日期间,美国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州和华盛顿3州至少39人的血液中已经出现新冠病毒抗体。这表明,早在2019年12月中旬,新冠病毒就已出现在美国,这比美国官方报告的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要早一个月,也比中国正式发现新冠病毒提前数周。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此前曾发布报告称,新冠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12月就已存在于洛杉矶地区。

在科研机构追溯疫情起源的同时,大量美国民众和媒体的质疑,让美国疫情起源问题更显扑朔迷离。2019年7月,美国陆军设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突然紧急关闭。据美国广播公司2019年7月12日报道,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个退休人员社区暴发呼吸系统疾病,54人出现发烧、咳嗽和全身无力等症状,2人死亡,该社区距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仅1小时车程。几乎同时,一场所谓的“电子烟肺炎”席卷威斯康星州等美国多州。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与电子烟有关的急诊就诊人数在2019年大幅攀升,9月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截至2020年2月18日,全美报告了2807例电子烟导致的“肺损伤”住院或死亡病例。有美媒报道,这些患有与新冠肺炎相似症状疾病的人中很可能有大量新冠肺炎患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医疗记者桑杰·古普塔当时就指出,美国从2007年开始售卖电子烟,此前从未出现过类似的神秘肺病案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

美实验室病毒时有泄漏发生

在国际社会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展开讨论的同时,被美媒称作“美国政府最黑暗的实验中心”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纽约时报》2019年8月援引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的一份声明称,由于“没有完善的系统”净化来自其最高级别实验室的废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要求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停止研究,其在“联邦特定生物制剂计划”中注册的项目同时被暂停,暂停的实验室研究中涉及某些已被政府认定为“对公众、动植物健康或动植物产品构成严重威胁”的细菌。曾有媒体猜测,此事或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但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原因”为由,至今拒绝向公众交代真相。

病毒泄漏在德特里克堡并不是新鲜事。1989年,德特里克堡曾发生埃博拉病毒泄漏和扩散事件。20世纪90年代初,德特里克堡曾发生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丢失事件。《今日美国报》的一项独立调查发现,2003年以来,美国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人类意外接触致命微生物事故。

此外,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自设立之初就携带着“罪恶基因”。1943年,美国陆军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设立生物战研究基地。二战结束后,美国以豁免侵华日军731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取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数据进行生物武器研究。

“美国在生化武器研究方面可谓劣迹斑斑。”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沈逸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美国国内看,美国国内生物基地安全事故频发,德特里克堡此前就多次发生病毒泄漏事件。从国际环境看,美国在全球有200多个生物实验基地,其中管理混乱、隐患突出等问题多次被媒体曝光。近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挡重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这种霸权行径已引发多国长期不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暴露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基地对所在地安全的威胁,国际社会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德特里克堡的关注,正是多国不满美国在生化武器方面“双重标准”和霸权行为的表现。

美抗疫不力却热衷“甩锅”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已超过60万例,累计确诊病例已远远超过3000万例。在全球近400万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总人数中,美国占近16%。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估算,美国实际新冠死亡病例超过90万例,远超官方统计数据。

吊诡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美国曾进行过不止一次堪称“精准预测”的疫情演习。2019年1月至8月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举行了一场名为“赤色传染”的演习,演习模拟了一种始于中国的呼吸道病毒引发全球流行病的过程。2019年10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和世界经济论坛、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合作举办了名为“事件201”的高级别流行病演习,演习模拟了一种始于巴西的新型人畜共患病冠状病毒流行病的暴发过程。

“作为全球医疗资源和技术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抗疫不力的事实反映了美国政府全面治理能力的急速下降。”沈逸表示,在抗击疫情方面,美国在疫情发生后并未及时有效采取防疫措施,反而将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推卸防疫责任和甩锅他国方面,这违背了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挑战时,国家应集中精力防控疫情的一般治理常识。在病毒溯源方面,美国权威科研机构不断发现确凿的实验室证据,证明美国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出现时间比官方公布的时间早。从科学溯源的角度出发,美国应当依据这些线索认真展开本国病毒溯源调查。然而,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反而集中精力利用政治化手段,借所谓的“实验室泄漏论”甩锅、抹黑中国,转移和转嫁国内政治压力,掩盖政府治理能力结构性不足,并在国际舆论场上将新冠病毒作为压制中国的政治工具,从而在与中国政治博弈的过程中获得非对称性优势。

“对德特里克堡与2019年秋季‘神秘肺炎’的关联,美国政府欠美国民众一个说法。对美国海外生物基地安全事故频发的现状,美国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如果美国还有一点大国应有的担当,就应该秉持科学溯源的态度,邀请世卫专家开展溯源研究,认真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沈逸表示。(本报记者 高乔)

《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1年07月05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