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中央给浙江布置了一项新任务：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个拥有约6500万人口的东部省份，将率先探索建设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的优势自不待言。人们更关心的，是浙江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有哪些可借鉴推广的做法？小组最近去了趟浙江，了解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经验和先进探索。
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余姚市委宣传部供图）
一
共同富裕示范区怎么建？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一个浙东乡村的发展讲起。
浙江余姚梁弄镇横坎头村曾是浙东抗日根据地指挥中心。过去十几年，横坎头村立足红色资源，建民宿、搞旅游、兴产业，一路爬坡过坎，愣是把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建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除了横坎头村，在四明山腹地，还有甘宣村、白水冲村、贺溪村等村庄。不同的是，这些地方囿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限制，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发展门路，经济建设相对迟滞。如何从“一枝独秀”变为“百花齐放”，成为梁弄镇各级干部面前的一道考题。
横坎头村一景（余姚市委宣传部供图）
今年，当地想到了一个法子——打造“共同富裕联盟”。
啥是“共同富裕联盟”？“‘共富联盟’是以横坎头村为核心，加上毗邻的5个村，再算上镇里经济落后的3个村，共同组建而成。”梁弄镇党委书记蔡亚红最近正忙着“共富联盟”的推进工作，她告诉小组，现在由“联盟”承接生意订单，然后再派单给“联盟”各村；各村也能通过统一电商平台，销售毛笋等特色农产品。
拿旅游来说，横坎头村把游客吸引来后，不会独自“消化”掉全部订单，而是将餐饮、民宿等部分订单与“联盟”各村共享，做到“有生意大家一块做，有项目各村一起推进”。
在浙江，这样的“共富联盟”并非孤例。比如，在宁波市奉化区，各村打破行政边界，形成以滕头村为圆心的生态休闲旅游综合体；台州市黄岩区则筛选出40个“党建强、发展强”的行政村，与40个集体经济薄弱村结成帮扶关系。
乡村蓬勃发展，不少青年也主动“回流”。采访中，小组遇到不少这样的例子。“90后”海归黄徐洁回到余姚横坎头村，办起了红色主题农家乐；创业青年黄娅蝉返乡创业，将台州沙滩村特色美食炊圆销往全国……他们带着先进知识经验回乡，反过来又激发了乡村发展活力。
这种“强村帮弱村”“富村带穷村”的探索，无疑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新经验。浙江也给自己设了一个“小目标”：到2025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先行示范。
浙江省宁波市滕头村（图源：学习小组）
二
如果说，乡村通过抱团发展找到一条共富之路，那么，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又该如何缩小呢？
浙江区域发展虽然相对均衡，但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客观存在，特别是山区26县与省内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2020年，山区26县GDP总量为6238亿元，仅占全省的9.65%；人均GDP为61363元，为全省的61.3%。从某种意义上讲，山区26县表面上看是浙江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短板，却也是潜力所在。
实现山区县跨越式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山区县虽有土地、矿产等资源优势，但区位不佳、资金不足，产业发展滞后。相较而言，沿海发达地区技术、管理经验丰富，却面临土地承载力趋紧等压力。如何把“山”的特色与“海”的优势更好结合起来呢？答案是念好新时代的“山海经”。
这里的“山海经”指“山海协作”，是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八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就是优化全省生产力和人口空间布局，让人口由相对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资金由发达地区向相对落后地区流动，在宏观层面促进对流，实现山海之间的人才、资源互融互通，逐步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凤卧镇一景（温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浙江之行，小组特意去了山区26县之一的温州市平阳县。平阳县副县长郑义是个“老山海”，他告诉小组，2007年，平阳县被列为浙江省山海协作受援县，与乐清市形成结对关系。此后10年，平阳县累计接受乐清市援建资金2390万元，援建项目533个。
2018年，平阳、乐清两地进一步深化合作，不仅共建产业园区、发展飞地经济，还依托平阳丰富的红色资源，大力打造旅游产业。郑义说：“今年上半年，平阳县的游客数就达到126万人次，带动了民宿、餐饮等相关产业，提振了山区经济。”
平阳县的变化只是山海协作的一个缩影，而山海协作的内涵也不仅局限于产业发展，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协作共享也是题中之义。比如，温州市实验中学与泰顺县罗阳二中开展教育山海协作，通过5G同步课堂，让不同地方的孩子玩在一起、学在一起，致力于“教育共富”。
温州市实验中学与泰顺县罗阳二中同步课堂（图源：学习小组）
三
无论是“共富联盟”还是“山海协作”，本质都是“先带后”“强帮弱”。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到，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先富只是手段、途径和方法，共富才是最终目的。
但先富带后富并非“劫富济贫”“削峰填谷”，也不会动先富地区和先富人群的“奶酪”，而是要构建先富带后富的体制机制和社会氛围。也许有人要问，先富愿意主动带后富吗？怎么激励先富帮助后富？
从现实经验看，“先富带后富”并非想象中的“单方面付出”，而是在不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把“蛋糕”分得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双赢。正如小组在采访中常听到的一句话，“一村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举例来说，以前梁弄镇各村发展旅游都是“单打独斗”，一个村只能留住游客几小时。今年4月，当地“共富联盟”推出一条精品旅游线路，把横坎头村、甘宣村、贺溪村等串联起来。短短几个月下来，横坎头村民就感受到明显变化：“游玩的地方多了，留下来的客人也多了！”
郑义也跟小组分享了一个故事。去年疫情期间，为保障乐清市农产品供给，平阳县发挥农业优势，一次就捐赠新鲜蔬菜30吨、鸽蛋200箱、黄年糕2200箱等物资。“前段时间，乐清市相关领导还打电话问，说平阳县的黄年糕很好吃，能不能将黄年糕更多地销往乐清。”
更重要的是，在“先富带后富”的实践中形成系统化的帮扶机制，探索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日前公布的《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已明确提出，“系统化建立先富带后富的帮促政策制度，集成建设省域帮促数字化系统，建设新型帮共体。”
文/钟祺
编辑/九段
来源：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