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高雷】《环球时报》受一批中国网民委托发起的要求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联署活动吸引了2500多万人的签名。此后，一些美国媒体跳出来，宣称中国对于美国德特里克堡与新冠病毒来源有关的质疑是“阴谋论”。然而，《环球时报》记者从大量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和学术论文中查询到一系列线索和事实，令人不得不对德特里克堡产生怀疑。
巴里克和他的“无痕式”病毒改造技术
我们先从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人拉尔夫·巴里克说起。根据巴里克所供职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校办媒体报道，此人已经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而且他的工作还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和疫苗有关。
更重要的是，这位巴里克教授手上还掌握着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根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的报道，在这项技术的加持下，巴里克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就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来，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以探索这种病毒对人类的危害。
2003年，一篇有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就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等人还就这一“重组病毒”技术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改造技术，很快令巴里克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还凭借这一技术去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按照《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的说法，这是因为巴里克想复活和造出更多冠状病毒，以研制能对抗这些病毒的药物。
比如，2013年，中国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了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就找上门，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当时，石正丽也非常慷慨地将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后者则在美国的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一研究结果也于2015年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但另一方面，掌握着这么多冠状病毒，更拥有改造它们技术的巴里克，也引起不少人担忧。有人害怕他的技术一旦不能妥善地应用，以及他拥有的病毒一旦泄漏，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更可怕的是，虽然全世界许多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和自然界演化的病毒存在不同，但巴里克在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却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冠状病毒却“不留痕迹”。
巴里克与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德特里克堡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虽然这里主要是美军进行各类生物实验的场所，但德特里克堡内其实还有一些美国政府的科研机构。而本文中主要涉及的，是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以下简称USAMRIID），以及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病研究所的一个科研机构，名为“综合研究设施”（The Integrated Research Facility，以下简称为IRF-Frederick）。
这两个机构都在从事涉及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的研究，并且都与巴里克关系紧密。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USAMRIID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2006年，一篇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期刊上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SARS病毒开展过科研合作。2015年发表在《微生物学》杂志与2017年发表在《G3：基因|基因组学|遗传学》杂志上的多篇学术论文，亦显示巴里克与USAMRIID有科研合作关系。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了一份巴里克的个人简历，其中列出一批巴里克曾经指导过的博士生，有一个名叫丽莎·亨斯利的女子引起了记者的关注。不仅是因为她曾经是USAMRIID的科学家，并与巴里克多次有过合作（比如前面提到的2006年的那篇论文）。而且，根据德特里克堡所在的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当地媒体《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报道，她后来还加入了IRF-Frederick，并担任这家美国政府的科研机构的副主任。
同时，因为都在德特里克堡内，并且从事的都是高危病毒以及冠状病毒的研究，美国政府的IRF-Frederick与美军的USAMRIID，在人员和科研上都有着极为紧密的合作关系。除了巴里克的学生亨斯利有在两家机构任职的经历外，IRF-Frederick的主任康妮·施马尔约翰也来自USAMRIID。
在合作方面，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期刊上、涉及高危冠状病毒MERS的论文，就是这两个都在德堡内的实验机构合作的产物。当然，双方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而巴里克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环球时报》记者就是否可以通过人为手段加速冠状病毒向新冠病毒的自然进化过程咨询了多位专家，他们都表示这并不可能，因为人为改造的病毒“一定会有痕迹”。但当记者将巴里克明确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的事情告诉一位专家后，该专家表示，“也许是巴里克的水平太高了……”
差劲的实验室安全纪录
然而，不论是IRF-Frederick还是USAMRIID，这两个研究包括SARS和MERS在内的危险冠状病毒的美国官方和美军科研机构，都存在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纪录。
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资料显示，IRF-Frederick虽然号称有着安全等级很高的BSL-4生物实验室，也就是国内所说的P4实验室，但仅在2014年一年，这里就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而且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IRF-Frederick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爆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NBC下属的地方媒体2016年7月的一篇报道还显示，IRF-Frederick的实验室在2015年还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在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美国德特里克堡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甚至令美国疾控中心一度叫停那里的活动，此事涉及的正是美军的USAMRIID。根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的报道，这些安全问题中，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问题外，其BSL-3和BSL-4这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未能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就连巴里克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实验室，也存在许多安全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有不少都与冠状病毒直接有关。美国媒体ProPublica报道称，从2015年1月1日到2020年6月1日，巴里克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报告了28起涉及基因改造微生物的实验室事故。其中6起事故涉及实验室制造的各种类型的冠状病毒，包括许多被设计成能够在实验鼠身上进行研究的病毒。而北卡罗来纳大学却拒绝回答有关这些事故的问题，也拒绝向公众披露关键细节，包括所涉及的病毒名称、对它们所做的修改的性质以及对公众构成的风险。
美国本土新冠疫情的三大疑点
通过前面来自美国主流信源的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运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IRF-Frederick和USAMRIID这两个官方和美军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IRF-Frederick、USAMRIID乃至巴里克在美国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存在不良的安全纪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
除了巴里克和德特里克堡的关联，美国本土的新冠疫情还有三个主要的疑点：第一，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前夕，曾经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记者查询大量公开文献后发现，虽然这些人中确实有人是由于使用了有问题的电子烟而导致肺部损伤，但也有一些刊登在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上的文章表示，区分电子烟肺病和后来被发现的新冠肺炎是有“难度”的，因为两者的一些症状很“相似”，会导致诊断上的困难。
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肺病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并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还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
另外，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所以，会不会在2019年所谓的电子烟肺病暴发的同时，美国就已经出现了新冠肺炎？这个可能性，在无法看到调取美国全部电子烟肺病原始病例的情况下，是无法被排除的。
第二，记者检索了美国社交媒体上大量发布于2020年上半年——也就是美国新冠疫情刚开始暴发时的帖文后，发现有许多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因为感染者当时出现了与新冠肺炎极为相似的症状。
第三，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很多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都表示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并以此要求对武汉进行调查。可倘若美国的电子烟肺病患者中存在被误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再加上前面提到的早在2019年11月就已经出现在美国的疑似新冠肺炎患者，那么是不是美国军人在武汉军运会上将新冠病毒传给了其他国家的人，就确实值得怀疑了。
基于上述这些情况和疑点，怀疑美国与疫情有关并要求世卫组织去美国进行溯源调查，调取相关实验室原始记录都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也是对真相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