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并产生新毒株，与这场全球性自然灾害相关的反华宣传也不断出现新变种。不久前，“武汉病毒研究所员工发明高致死性病毒”的谣言出现了升级版本，被权威病毒学家一再驳斥的新冠病毒“人为制造说法”有了一个新变种——美国要求再次调查武汉实验室，以确认原始病毒正是在那里产生的。
中国人自然感到不满，并在学术期刊、大众媒体和高端国际论坛上作出回应：中方一直积极参与国际溯源合作，已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开展溯源联合研究。专家们去了所有想去的地方，见到了所有希望见到的人，作出了“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的科学结论。包括美国专家在内的各国专家提出了“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可能的早期病例”等重要建议。
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也纷纷表态。7月下旬，中国网民开始联合署名，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彻查美国细菌学研究的主要基地之一——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确，探求根源，应当如此！我们要看清的，不仅是灯照亮的地方，还有灯的正下方……签名总数最终突破2500万人。
“更深入调查”的呼声在中国之外也产生了回响。例如，俄罗斯历史学家安德烈·福尔索夫在《明日报》上回忆了2018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局主导下在圣菲召开的闭门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未来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外，还有活跃的政客——未来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佩戴肩章的哲学家”麦克马斯特。在分析了人类未来发展的四种方案之后，与会者选择了一种被称作“人类学转型”的方案。它预设社会由两类人组成，即生活在自己领地上的、寿命为120~140岁的超人，以及为超人服务的“服务人口”，他们的智力、体能和寿命完全不同。
为了加速“人类学转型”，他们建议采取“推动转型的行动”。“推动转型的行动”这一术语的创造者拉姆斯菲尔德在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期间曾写道：“推动转型的行动必须这样完成：我们要说，中国要对我们进行生化攻击，因此，我们改变人类，因为人类需要被拯救。”一切都在按照拉姆斯菲尔德的说法演进：2020年的疫情被归咎于中国，美国将一切都推给武汉实验室，但同时故意避开2019年6月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严重泄漏事故。
《人民日报》回顾了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一些重要历史。作为一个军事生物基地，该实验室存放着德国法西斯分子和日本731部队的细菌学研究资料。2019年7月，该实验室附近的两家疗养院发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同年9月，该实验室所在的马里兰州政府的报告提到“电子烟肺炎”，并指出感染人数迅速增加。当时，“不明呼吸道疾病”开始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和威斯康星州出现。2019年7月，美国政府机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正式发函，要求关闭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此后，该实验室一直关闭。
美国为什么要关闭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发生了泄漏。泄漏了什么？是否这就是所谓的“电子烟肺炎”的传播原因？所有细节都以“国家安全”为由被隐藏起来，迄今仍然是一个谜。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证实，早在2019年12月，新冠病毒就已经在美国本土缓慢传播。
此外，根据《棕榈滩邮报》和《今日美国》的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171例新冠患者早在去年1月就出现了相关症状，所有人均无中国旅行经历，比该州官方报告的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现时间提前了几个月。为什么美国拒绝其他机构的核查？或许他们知道答案。
英国广播公司事实核查部门详细分析了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其中包括“福奇博士与参议员兰德·保罗发生争吵”一事。这位参议员坚持认为，武汉实验室“使病毒（但不是冠状病毒）变异成更具传染性和致命性的毒株”，科学家称这个过程为“功能获得性突变”。美国总统的首席卫生顾问、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过敏病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博士坚决否认“功能获得研究”这一质疑。福奇表示，专家多次评估中国的研究并承认它们不符合“功能获得”的定义，用于实验的那些病毒在分子层面不可能转变为冠状病毒。
从上述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我认为，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或许永远也不会达成共识。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观点泾渭分明，有“赞同接种疫苗”和“反对接种疫苗”的群体，有支持戴口罩和反对戴口罩的人，等等。病毒先于人类诞生，也会晚于人类灭绝。防范这种可怕境况的办法只能是遏制病毒这一全人类的杀手，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齐心协力，别把劲头都用在毫无成效的政治争论和无端指责上。
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美国发起的贸易战，都不能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此同时，美国想通过毫无说服力的对中国极限施压，或者反对俄罗斯的“新冷战”来摆脱当前的困局，也是不可能的。
（作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系俄罗斯政治评论家、东方学家；译者陈爱茹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