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躺平？记我在比利时的中年学生
人到中年，或是事业的彷徨，或是家庭的迷茫，或是身体的衰退。孔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如果人到中年没房、没车、没稳定工作，就很容易被贴上一系列的标签，然而在比利时，我遇到了一位年近50的“斜杠中年”。
他叫Wim，爆款比利时弗莱芒地区的名字，根据发音我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叫“伟民”。高高瘦瘦的他虽然有着一脸大胡子，但略显沧桑的脸上则有着一双对世界充满善意与好奇的小眼睛。他年近50，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成家，没有立业，仅有的财富是他每天穿梭在安特卫普的大二八自行车以及陈放在他租来的工作室里的木工器械。
“我叫Wim，你能教我中文吗？”
一张贴在玻璃上的海报吸引了我，也让我结识了我在比利时的第一个中文学生。就像我无法精确的区分荷兰语中的R、Ch和G一样，Wim也会对Zh,Ch,Sh一筹莫展。每当我写下一个新的汉字的时候，伟民总会对里面的偏旁部首充满兴趣，汉语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套蕴藏着智慧的密码体系。对于语言学习，伟民总是充满着热情，他为我讲述着比利时各地荷兰语的区别，告诉我比利时各地地名的由来：
“布鲁日（Bruges）是‘桥’的意思。”
“‘莫伦贝克’的‘贝克’最初的意思是河流、小溪。”
“奥德胡德（Oude God）的字面意思是老上帝，不过这里的上帝其实指的是多神教时期比利时的一个神。”
“我是林堡（Limburg）人，我爷爷是西弗莱芒人，他说的很多荷兰语我都听不懂。”
“安特卫普(Antwerp)的卫普(Werp)其实是拉丁语投掷（werp）的意思。相传当年有个巨人在这里大收买路财，最终他的手被一个青年砍了下来扔到了河里”
在很多时候，与其说我是他的中文老师，不如说他是我的荷兰语或者说是“弗莱芒语”老师。
“我听说很多说荷兰语的弗莱芒人不喜欢说法语的瓦隆人，是这样吗？”
“有些人是的，但是当我们在一起黑荷兰人和法国人的时候我们很团结！”
“我们的国家有三种官方语言，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很多人觉得我们国家应该分开，但是我不认为，这种文化的多样性让我们国家与众不同，我很喜欢这一点。”
安特卫普最美的建筑之一就是中央火车站，走出火车站后，你就可以看到令人醒目的“安市唐人街”的牌坊，再往前走，则是非洲人的超市和俄罗斯人的教堂，车站的另一端是犹太人社区。安特卫普就是比利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像是一个优美的马赛克墙壁，将不同族群的文化有机而又完美的镶嵌在了一起。
伟民对于中文学习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对于文化的探索。在中文学习的道路上，除了“听说读写”之外，他更感兴趣的总是偏旁部首和词源来历。
“’京‘是首都的意思，可是南京不是首都啊，这是为什么呢？“
“端午节的端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在二十节气里面？”
当然，他也有很多简单的词汇记不住，比如“警察”。我告诉他，如果你记不住“警察”，你可以记住这个单词在中国专属的说法“公安”，而伟民很快就记住了公安。
伟民没有所谓的“稳定的工作”，但他每天都很忙碌，因此我们的中文课也是断断续续。
“我明天上午有巴西柔术的课程，我们的课可以改到下午吗？”
“明天我需要去另一个城市拿一个二手扳手，我们晚上学习中文好不好？”
同样，我们的上课地点也飘忽不定。
有时，我边吃薯条，边向他解释“天干地支表”，
有时，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以乒乓球为例，告诉他汉语里面的拟声词，
有时，我们坐在摩洛哥人的面包店里，我指着桌子上的面包、咖啡、沙拉、糖，让他说出各自的中文叫法。
在比利时，人到中年可以去大学学哲学，人到中年可以去刚果（因为刚果在历史上是比利时的殖民地）找回前进的方向，人到中年可以潜心接触一门新的文化，这里是欧洲的十字路口，这里也是世界文化的马赛克拼图。在这里，人到中年在很多时候意味着开始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对于伟民来说，深入的了解中国文化就是他新的挑战的一部分。
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因为李小龙、李连杰和成龙而知道中华文化的伟民从22岁开始学习中国武术。
为了学艺，他曾经两次来中国，并且参加了武术比赛。
无论是观赏性较强的长拳还是颇为实用的手搏，他都有所涉猎。
他甚至能够告诉我南北少林武术特点上的区别。
有一次，伟民邀请我参加了中华手搏的周末课程，虽然大家同为学生，但是“练家子”出身的伟民一招一式美观且实用，他总能将对手轻松放倒在地。
那堂手博训练课也颠覆了我对于“中华武术”的“花架子”的错误认知。
我问伟民有没有什么“密传心法”，他则淡定的用中文告诉我：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当你把对手放倒在地上的时候，你们之间体格上的差异将会缩小，这时候想要取胜你就需要依靠自己的技巧了，这也就是中华武术中的以柔克刚。
”人高马大的伟民在搏击时却远比我这个小个子要灵活的多，是武术课堂上的“优等生”。
凭借着多年对于中华武术的钻研，伟民还在安特卫普的一所小学里担任着武术老师。安特卫普中心市区人口只有120万，坐在街头，你总能看到小学生们跟伟民打招呼，伟民则会做个鬼脸给小朋友们以回应。
“所以你的职业是老师吗？“
“偶尔吧，一周去学校教孩子们一次武术。“
“那你的职业是什么呢？“
“这个，我也不太好说。可能是个木匠，可能是个老师，但主要还是社工“
和大部分人的比利时人一样，当你问到他们的职业的时候，他们也无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他们可能上午在大学里上课，下午去街上摆摊卖水果；他们可能上午在网络公司编写代码，下午在博物馆里当讲解员，他们可能上午在警察局里接电话，下午去田径场里练短跑，他们可能上午在学校教武术，下午在跳蚤市场捡垃圾。“中年危机”这个词汇或许并不存在于当下人人躺平的比利时社会。伟民就是众多躺平一族的一员，如他所说，他的主要工作是“社会工作者”。
每周日下午，安特卫普南郊的贝尔海姆（Berchem）都有跳蚤市场，安特卫普的男女老少都会把家里的“破烂”摆出来售卖。
这个时候，伟民就戴好袖章，等到跳蚤市场收摊的时候，逐一核查各个摊位是否清理干净，而后将押金返还给出来卖二手货物的市民。
在跳蚤市场上，这位比利时大叔也有属于自己的摊位，在那里，他卖着自己手工制作的一些木制品，如果有朋友需要卖一些东西，他也乐意帮着朋友们售卖。
除了学习中文、钻研武术以及进行社会服务，伟民将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木工上。
“我一直想学做木工，后来大疫情来了，我待在家里没事情做，因此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在网上报了木工班，然后就真刀真枪的操练起来了。”
虽然只学习木工不到两年，但伟民的工作室已经有模有样了。
在中央火车站不远的卡诺特大街（Carnotstraat）上，他和其他“社会闲散人群”合租了一个工作室。
在这个300多平米的废弃房间里，有大学毕业不久专心作画的闲散流民，有酷爱自行车改造和维修的社会青年，也有年近花甲仍然怀揣着艺术梦的老画家，还有和安特卫普当代艺术博物馆长期合作的职业策展人，当然了，还有我的中文学生伟民，穿上标准工作服、戴上护目镜和耳罩，拿起电锯，开始自己的中年生活。
他时而打个板凳，时而制作一个书柜，渴了喝咖啡，饿了吃华夫，倦了听摇滚。
没钱没工作的他总是忙个不停。
“你的这些木料是从哪里来的？是去工厂买的吗？”
“是从大街上捡的，在街上我看到有好的垃圾都会捡回来然后自己加工。”
来吧，今天我们一起做一个小的梳妆台。”
就这样，我们开始找大小合适的废弃木板，先把里面的旧钉子一个个拔出来，然后开始对木板进行切割、打磨、粘贴。
一个靠捡破烂追求梦想的木工，一个一周上一次班的社工和武术老师，这就是我的中文学生伟民，一个“躺平”的中年比利时人。
【范谈】专栏作者：范一骥 旅居比利时，《看世界》杂志专栏作家，布鲁塞尔移民博物馆项目策展人，安特卫普大学中欧文化策展人项目毕业生，吉林大学人类学硕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对欧亚地区的民族、宗教、 文化风俗颇有研究。
